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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已过去30年，它对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国外不少大学展示的各具特色的女性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给我国女学界带来诸多启示和借鉴”，推动了我国女性学学科化进程。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为指导，构建独立自主的中国女性学学科体系，成为女学界的普遍共识”。如今，中国女性学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学界将坚持理论与实践创新统一，推动学科持续发展。
■ 魏国英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简称北京世妇会）已过去30年了。回顾当年参与非政府论坛“妇女与传统文化”的美好时光，之后同北大老师们一起推进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激情岁月，我更加深切地领悟到：在推进女性学学科体制建设的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女性学学科理论，尤其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这是中国女性学学科理论建设的根与魂。
多样学科模式推动女性研究迈入学科化进程
在北京世妇会上，国外不少大学展示的各具特色的女性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宛如一场知识的甘霖，给我国女学界带来诸多启示和借鉴。高校女性研究学者普遍认为，超越我国目前各既有学科女性分支研究的状况，建立起独立交叉的女性学，是我国女性研究迈入主流、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北京世妇会后，在郑必俊教授带领下，北京大学妇女中心的老师们开始了“双向推进”的工作：一方面成立多学科教师组成的“女性学原理研究”课题组，深入开展女性学学理构建研究；另一方面，论证并向教育部学位办申请设立独立的女性学二级学科，推进女性学的学科建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在社会学下面设立跨学科的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即三级学科，招收研究生。虽然女性学未能如愿被设立为二级学科，但作为三级学科进入体制内，这对女学界也是一个鼓舞。北大妇女中心的老师同心协力，在完成女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专业课开设与教材建设、导师遴选，组织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等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并没有停下推进学科建制的脚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成为一级学科、学校有了自主设立二级学科的权限后，在研究生院的支持和鼓励下，由妇女中心申报、北大学位委员会同意上报、教育部审核通过并备案，2006年北大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升格为女性学硕士点，即二级学科，学科建制又上了一层楼。同年，中华女子学院设立女性学本科专业。2008年，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设立女性学硕士点，2012年又将其升格为跨学科的女性学博士点。至此，女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被融入了高等教育体系。
多元理论碰撞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学研究应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选取何种方法论原则，女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议。北京世妇会后，在多种理论学说的激烈交流和深度碰撞中，在不断地学术探索和争鸣中，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为指导，构建独立自主的中国女性学学科体系，成为女学界的普遍共识。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对于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众多著述中作过系统的论述，其主要观点包括：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辩证思维是客观世界矛盾运动的反映，主观思维规律服从于客观世界规律，认识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等。因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超越了中外古典哲学学说，而且超越了中外近现代哲学学说，对认知和阐释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都具有普遍的效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这一判断对于女性学来说同样是适用的。
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女性，是与男性相对应的人类的另一半，性别分析视角和方法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要认识和解决任何时代的妇女问题，还必须依照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原则，把它放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范畴中去，从生产方式的变动、社会形态的变化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中，从男女两性既相互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去发现和揭示女性的特质特征和解放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的观念和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女性主义者注重使用社会性别（“Gender”）与性（“Sex”）相区别，强调男女差别是社会建构的，用以反对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后来，社会性别概念被用来描述由社会建构而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逐渐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不可否认，社会性别理论为解析妇女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和方法，为中国女性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然而，被社会构建的性别，毕竟是“社会”的性别，而不是抽象的性别。只要是“社会性别”，那它就必然会同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发生关系，就必然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析。女性学研究倘若仅仅从性别的视角去解析，脱离一定的历史范畴，忽略基本的社会联系；倘若仅仅用“社会性别”理论去指导女性学的整个研究过程，或者把“社会性别”理论等同于“哲学思想方式”，等同于“方法论原则”，那是难以达到深层次阐释性别差异的理论高度，难以解析女性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成为当代中国女性学研究的指导原则，成为中国女性学学科的根和魂，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
构建中国特色女性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深入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深刻领悟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理论价值和指南意义。这是女性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每位研究者的必修课。
女性学研究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引
一切知识与理论都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女性学作为人们对女性的系统认识，也是在女性生存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当中，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今天中国女性学所包容的知识和理论，不仅是当今中国女性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也包含几千年来人们对中国女性认识累积的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认识。因此，扎实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对推进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同中国妇女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妇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随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应用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提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总根源，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妇女的“四条绳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伟大力量等一系列科学论断，创立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新实践、新经验，提出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强调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妇女事业发展，并把男女平等提升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些符合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观点和新举措，成为新时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深刻阐释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妇女工作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团结带领妇女建功新时代，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是妇女运动的目标追求；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是妇女事业推进社会发展的独有优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中，男女两性共建共享的新思想和新理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妇女篇章，成就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赓续着中华优秀性别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的传统，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人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人类女性学说作出的突出贡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未来。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处于独特地位，闪烁着耀眼光华。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框架，系统掌握这一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这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关键一环。
在北京世妇会的鼓舞和推动下，30年来中国女性学在学科建制和学理建构上已经迈出坚实步伐。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女学界一定会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敏锐把握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新经验、新发展、新趋势，持续增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优势，为中国女性学的推进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