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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巾帼劳模和她们的时代》一书，通过79位女性的人生轨迹串联起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到和平发展的信息时代，作者以跨越时空的劳动图景生动展示了巾帼劳模的奋斗历程和卓越贡献。该书构建了完整的劳动叙事，揭示了劳动如何成为女性突破性别束缚的历史性中介。不仅表达了对杰出女性的致敬，更展现了女劳模的巾帼风貌，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生动诠释。
■ 姜如雪
《征途：巾帼劳模和她们的时代》（下称《征途》）一书，如同一部流动的史诗。它用79位女性的人生轨迹串联起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又通过对六组来自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女性劳动模范的集体叙事，巧妙地将历史编纂、文学书写与社会调研融为一体，打通了微观个体叙事与宏观历史分析的界限。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到和平发展的信息时代，书中以跨越时空的劳动图景生动地展示了这些巾帼劳模的奋斗历程和卓越贡献，构建了中国女性劳动模范的立体谱系。这本书不仅是对这些杰出女性的致敬，更展现了女劳模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巾帼风貌，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时代口号的生动诠释。
纺车、实验室与讲台：劳动叙事中的女性力量
通过对时代镜像中劳动女性的集体书写，《征途》让我们在劳动叙事中窥见女性力量。当申纪兰的提案凿穿千百年的陈规，常香玉的戏腔震破鸭绿江畔的烽烟，当屠呦呦在试管碰撞中解析生命的密语，张桂梅的教案砌起贫困女孩的阶梯，当刘宏的焊接枪迸溅出中国速度的钢花，黄文秀的扶贫日志浸满悬崖村的露水，当布茹玛汗以数万“中国石”筑起移动的界碑，金凤乘务组的微笑在万米高空穿越洲际航线……从“能顶半边天”到“敢为天下先”，巾帼劳模们在劳动实践中彰显个人价值、塑造发展进程，也展现出她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建构出的、作为女性劳动者的主体性。
而随着“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纺织行业中普及推广，梁军驾驶拖拉机的影像被印制在第三套人民币上，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说出那句：“只要男人们能干的活儿，咱们妇女也能干”，她们个体的劳动经验已经升华为集体的印象重构，也浸润了社会对女性的整体认知。于是如今，当我们还在为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中那句不曾宣之于口的“女性上船不吉利”和其背后所承载的三代女性的托举而感动时，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韩喜球却说：“传统观念认为海洋是男人的战场，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上天入海，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建功立业。”而在《征途》的专访对谈中她又说：“科学研究其实没有性别之分……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出色，取得了不逊于男性的成绩。”这是实现女性自身价值的宣言，也彰显了中国女性劳动解放的重要成果，是劳动主体建构“去性别化”历程的当代赓续。
事实上，《征途》的深层意义正在于构建了完整的劳动叙事。当我们将所有的案例串联审视时，会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女性通过劳动实践，参与塑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将个体行动转化为社会认知革命。因此，这本书不仅止于模范宣传，也揭示了劳动如何成为女性突破性别束缚的历史性中介，从而启迪我们：在“劳动创造幸福”的命题之下，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建构主体性的实践行动，当代女性也应在劳动实践中续写新的解放篇章。
从家庭到国家、社会：女性解放的劳动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而此种进步必然要通过女性劳动的社会化来实现。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劳动与女性解放之间存在深刻的必然联结。女性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实现经济独立、重构性别分工、获得政治话语权，并在劳动中完成主体性建构。就此而言，劳动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必然凭依。
劳动之为女性解放的场域，首先便在于其社会性。我们能在《征途》中窥见女性劳动从家庭私域向公共领域的延展：巾帼劳模们有的将传统“女红”技艺升华为泰勒主义的生产力要素，用棉线牵动时代；有的在试管碰撞中叩响创新之门，震碎“女性”与“理工科”之间的隔阂偏见；也有的以粉笔为剑劈开蒙昧，打破“厨灶—田地—婚房”的性别化人生轨迹。这些女性的社会劳动与恩格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的论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
回顾历史，戎冠秀在晋察冀边区组织妇女生产自救，家务劳动便具有了“保家卫国”的公共价值，常香玉通过全国巡演筹款捐献战斗机，艺术劳动便将个人与民族国家链接在一起。而今，通过短视频平台记录纺织、烹饪等传统技艺从而获得经济自主权，亦是算法时代私人劳动公共化的一种全新探索。截至2023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如今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等也已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在平台经济模糊劳动边界的当下，新的就业形态为女性劳动社会化开启了更多可能性。我们必然需要重新锚定劳动价值，提供衡量劳动意义的多元坐标系，而这又不仅涉及女性本身。
劳动解放：全人类共享的发展路径
在《征途》一书中，女性劳动模范们以自己的辛勤付出和卓越成就，诠释了劳动的真谛和力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女性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巾帼劳模们早已用劳动实践回答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命题的深层含意——那不是简单的性别平等口号，而是关于人如何通过创造性劳动成为历史主体的宣言。
劳动，这一自古以来便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活动，不仅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更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基础。全部人、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都是建构在劳动的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对于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劳动不仅是女性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基石，是全部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事实上，表彰劳动模范的社会意义正在于形成榜样效应，宣传这些劳动实践中涌现的具体解放经验也正在于影响更多人，使人们认识到“一切劳动者，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就能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就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的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从而以千万个体行动助益劳动解放的事业。在新征程中，巾帼劳模们的事迹依旧为普通劳动者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参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激励和示范。
劳动解放从来不是单维度的经济事件，它也涉及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社会认知结构的重塑。而在完善劳动认同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对女性劳动的社会性认可依旧在不断发展。其中，正如恩格斯曾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将人口生产提升到与物质生产并列的程度，认为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需要在强调女性在现代化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同时，重视女性对人类自身生产的特殊贡献，致力于建立涵盖生育劳动这一劳动形式的多维价值评估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