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199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启了我的性别研究学术之门。从性别哲学到生命伦理学，从公共健康伦理学到精神健康伦理学，从性别哲学再到精神病学哲学，以及医学人文……或许由于性情，我总乐于徜徉在前沿和交叉地带，然后携一片白云，捧一汪清水回来。人生为一大事来，研究性别哲学和生命伦理就是我一生的大事，我研究的唯一目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公正、关怀和爱！

　　■ 口述人：广西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教授 肖巍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黑格尔曾经说过：“妇女当然可以教养得好，但是她们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逻辑演绎能力。”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女性并不是，也不应当是哲学的哑女，尽管在哲学思想史上女性一直被忽视。1978年3月，我进大学哲学系时对于哲学是懵懵懂懂的，不过那时，只要能坐在木桌前读书，我便心满意足。喜欢上哲学是个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发现性别和生命哲学研究空间之后，我才高呼：“哈哈，终于找到属于我的哲学矿藏了，开挖吧，您呐！”

　　为什么研究性别哲学

　　我最初接触性别哲学是在1993年，当时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之前，在国内的书店里，也不时看到“妇女道德”“妇女伦理”一类的书籍，但我对它们不感兴趣，因为我感到让女性另有一套伦理是没有道理的，这等于说要女性除了遵循两性共同的道德规范之外，还要因性别再加一套伦理纲常，这与“三从四德”又如何能够区分开来呢？

　　出国之后，在查阅西方哲学资料索引时，我看到大量的性别研究字样，也有许多资料把性别研究同伦理学联系在一起，这迫使我不得不去关注这个题目。1993年圣诞节前夕，我伏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厚重的木桌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一口气读完了琼·格里姆肖的《女性伦理观》一文。

　　这篇文章隐约唤起我内心萌动的许多东西，我似乎看到一个新方向。面对新的诱惑，我极力想理出头绪，与其说要找出这篇文章的头绪，不如说是想找出性别哲学思考的逻辑。我侧身望着对面All Soul College房顶上格调不一、大小各异的塔尖发呆，潜心琢磨把塔尖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建筑师究竟要表达些什么？时至今日，想起这些，我仍是激动不已，感觉性别哲学也像那些塔尖一样耐人寻味。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参会，这次大会掀起了一股性别研究浪潮。这一理论那时已在全球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人文及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以女性的眼睛、批判性思维去看待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女性的体验去解释和评说历史、现实，以及人类迄今为止在征服自然和自身中获得的各项成就。

　　曾有一位诗人问过我：“我不管你在研究什么，但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研究性别哲学？”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但我没有答案。仅仅想到一个理由：让男女两性都不再由于性别而被忽视，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公正、关怀和爱，世界也由此充满了关怀和爱！在AI和大数据时代，具身性成为热词，其实女性主义就是具身性的，思想是具身的，把人们的概念体系组合在一起的结构是从身体体验中产生的。性别哲学有三个关键词——现实、体验和观念。现实是人们体验到的事实，体验形成观念，观念的形成也带来观念、行为和世界的改变。 

　　醉心于性别伦理学研究

　　1995年，我参加了“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国际专题讨论会”，会后不失时机地采访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大师萨拉·拉迪克，发表访谈录；1996年我又参加了“女性主义哲学与实践国际讨论会”，并及时采访到艾利森·贾格尔教授，发表访谈录。

　　在此基础上，我着手翻译卡罗尔·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剑桥女性主义哲学指南》等西方性别哲学经典著作。这些工作使我的论译著站到了性别哲学前沿，也使我能够有机会与当代国外哲学大师——萨拉·拉迪克、艾利森·贾格尔、卡罗尔·吉利根、内尔·诺丁斯、弗吉尼亚·赫尔德、南希·弗雷泽、朱迪斯·巴特勒等人面对面，或者隔空对话。2024年年初，我问吉利根教授：“您的《不同的声音》出到38版了，新版本有什么改动吗？”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告诉我自己又出新书了，问我还翻译吗？我答应了。  

　　巴黎“哲学之夜”给我鼓励和契机

　　2016年是我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年初，我接到“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愿意在中国组织“国际女哲学家第十七届研讨会”。为此，我于7月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参加了“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十六届研讨会”，并被推举为该学会的Board Member，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各国女学者。

　　之后不久，我又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在巴黎UNESCO总部举办的“哲学之夜”活动中发表英文讲演。原以为“哲学之夜”只是活动的名称，没想到却是持续一个通宵的哲学讲演——从2016年11月18日晚7时至翌日早7时。我讲演的题目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关怀》。从人类易受伤害性的本质谈起，讲到当代世界的战争、暴力、不平等和不公正等问题，强调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应重温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关怀”精神。

　　40多年前，我闯入哲学之门，在与哲学一道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在追问“哲学的意义”以及“哲学何为”等基础性问题。巴黎“哲学之夜”让我感受到哲学与艺术一样也能让人陶醉、痴迷和销魂。2018年，我任大会主席在清华大学成功组织举办了“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十七届研讨会”。

　　徜徉在前沿和交叉地带

　　从学术生命体验来看，我的学术关注点的每一次跳跃和转向都不是偶然的，都受到特有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我甚至在冥冥中感觉到总有一双大手拉着自己在性别与生命，以及哲学与伦理的域内漫游，指点我在哪里可以驻足。

　　作为1995年世妇会与会者，我和学界学者对于什么是“性别哲学”、它为什么会出现并将在何处安顿和生存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些困惑和争论迫使我潜下心来探讨关怀伦理学。这些理论对于生育、疾病与健康、生与死，以及当代生物医学科学技术对于生命应用时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又把我引到“生命伦理”领域。

　　2003年，非典在全球肆虐，当时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我心急如焚，总想做点什么，情急中我叩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丹尼尔·维克勒的办公室之门，他对于公共健康伦理的研究和见地让我意识到“公共健康伦理”的价值和意义。

　　在翻译出版《公共健康伦理学案例研究》一书过程中，我结识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科林·L. 索斯科尔恩，并于2006年被遴选为中加学者交换项目（CCSEP）学者，在阿尔伯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半年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在这期间，我又关注到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健康难题——精神健康问题。

　　回国后，我发现在中国社会急剧的变革和市场经济大潮中，精神健康已成为我国公共健康中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哲学和伦理学应当在解释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我又开始了探索精神健康伦理和精神病学哲学之旅。新冠疫情暴发，我又回到公共健康伦理领域，成为国家社会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问题。清华任教近四十年，体悟到清华人的踏实精神，让我能够不断地在前沿和交叉领域耕耘，向各个与自己研究相关的院系学习，向老师学习，向学生学习，广交学友！我为生命科学院、医学院、卫健学院等院系讲授生命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等课程，本学期也为卫健学院开了一门全英文课程：公共健康伦理，学生来自十多个国家，我们一起如同世卫组织一样讨论全球健康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尽管这些课程看似与性别研究无关，但在每一门课程中，性别公正和平等思维都贯彻始终。当我集中谈论生命伦理、公共健康伦理中的性别议题时，学生都显得格外兴奋和活跃，我也时常眯缝着眼睛有点儿故弄玄虚地提问，这是历经数十年清华教学，被无数聪明大脑吊打后学到的自救方法。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我开始担任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分委员会委员，深感责任重大，边缘也是前沿，发现研究服务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又一路径。在对人—非人动物嵌合体、人源类器官伦理问题的研究中我再次感受到性别思维的魅力，例如性别区分在类器官疾病建模中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研究性别差异对疾病发生、发展及治疗反应影响方面。在各种学术场合，我可能并不直接谈论性别，但性别哲学思维方式已然成为启动我身心新陈代谢的按钮，为此，我感谢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在我成长过程中给过我鼓励和帮助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