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1995年9月7日，我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国家教委论坛上发表《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演讲，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称我的发言“引起中外学者广泛关注与共鸣”，这是会议期间唯一一个上《新闻联播》的非政府论坛个人发言。退休后，我继续协助校领导主持中心工作至2018年，主编《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教材及《女性论坛》。如今我已八十有余，仍坚定要“在妇女研究的学术道路上孜孜不倦、探索永久”。这是使命，更是一生的热爱。

　　1978年3月，我从《光明日报》上看到首届文科研究生的招考消息，毅然决定报考。在106名考生中只录取3名，凭借对哲学的热爱与积淀我脱颖而出，得以在湘潭大学继续学习深造。毕业后留湘大哲学系任教，我主讲的哲学原理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1987年，我调回母校武汉大学。哲学系领导准备分配我到马列原著教研室教授马列经典著作。我希望到挂靠在哲学系发展的社会学教研室教授社会学。当时的哲学系系主任陶德麟老师要我在哲学专业，他看到我在湘潭大学哲学系教学中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的17篇有影响的哲学论文，更是不想让我离开哲学。我说，我想研究妇女学，而妇女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社会学学科，我这样做是为了名正言顺地研究妇女学。

　　推动武汉大学成立妇女研究中心

　　1989年，我参加了“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研讨会”。此次大会云集了妇女学界一大批学者，我由此萌生了要带领一班人研究、宣传性别平等理论的想法。回校后，我就向学校递交了建立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报告，没获批准。但我没灰心，努力创造条件。5年后，学校终于批准了我的申请，1993年12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为此正式发文批准成立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有50余位学者参加，其中有6位男性学者。时任党委副书记娄延长、前任副校长童懋林、社会科学学部部长陈广胜、哲学系系主任谭臻教授等都到会支持。

　　从此，我带领一班人投入到妇女研究与妇女活动中。每逢女性节日不仅给本校大学生与女教师作有关妇女权利与发展方面的义务讲座，也会应武汉各高校之邀去宣讲妇女理论。随着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又受邀到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汉市的妇干校，湖北省及各地、市、县妇联，湖北省、市各级工会女工部作过若干场妇女或婚姻家庭讲座；还到过武汉市的一些街道、居委会。我还在一些县妇联举办的村、乡、镇妇委会干部培训班作讲座。这使我有了新的认识，基层女干部喜欢听我的讲座，这不也是我为性别平等，为美好婚姻幸福家庭建设作贡献吗？从此，我更自觉地做这方面工作。

　　1994年9月，作为非政府代表团成员，我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北欧妇女论坛”。1995年9月7日，我在北京世妇会国家教委（教育部）论坛上发言，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武汉大学罗萍教授在‘妇女与高等教育论坛’上的《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发言获得广大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积极参与。”这是北京世妇会期间唯一一个带发言者镜头上央视《新闻联播》的非政府论坛发言。  

　　关注知识女性与农村妇女

　　北京世妇会以后，我5次主持“高校知识女性发展”大型实证研究课题。其中，规模最大的是2012年《中国高等院校知识女性发展现状分析——基于湖北省10所高校的调查统计》和2013年《河南省10所高校知识女性发展现状与瓶颈——基于河南省10所高校的调查与分析》（与河南理工大学性别发展中心共同主持）。在湖北高校的调查中，我们提出了知识女性发展的“四大障碍”：关于知识女性在起跑线上的生育障碍；关于知识女性在晋升中遇到的男权评价体系障碍；关于知识女性在创业中遇到的传统观念障碍；关于知识女性在前行中遇到的早退休制度障碍等。这些研究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河南省10所高校的调查中，我们提出了知识女性发展的“三大瓶颈”：生育瓶颈、早退休瓶颈、男尊女卑文化瓶颈。针对“三大瓶颈”我们提出了“三大对策”：政府切实落实发展权、劳动权的性别平等；高校制定面向生育知识女性的倾斜政策；知识女性努力扮演事业、家庭双重角色。文章中提出的“四大障碍”“三大瓶颈”“三大对策”引起妇女学界同仁的广泛共鸣，我们的成果先后在《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刊发，并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特别关注与重视。

　　在北京世妇会精神指引下，我们还将研究领域扩大到农村妇女权利保护。2000年，我带领团队在湖北省6个县、市的乡（镇）、村中，对农村离婚与丧偶妇女进行入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历时两个月，访谈离婚与丧偶妇女107人、问卷310人；召开了有73位县、乡（镇）妇联主席、权益部部长参加的六市六次调查会。我们秉承性别平等理念，撰写出版了《妇女在婚姻变动中权利保护研究》一书，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执着妇女理论研究与宣传

　　1988年来到武大后，我不仅参加了湖北省妇联有关妇女学研究的活动与会议，也参加了不少全国性的妇女理论研讨会，担任过湖北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1993年经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院发文批准成立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我任中心主任至2006年。我退休后继续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协助时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俞湛明教授、时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冯友梅教授主持中心的学术研究工作，至2018年年底。

　　我一直把妇女理论研究作为我社会学专业工作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我在校内外作过许多场有关女性发展、妇女学研究的义务讲座。武汉大学的三八妇女节与10月艺术节，我都会被武汉大学团委，以及各学院请去给女大学生作妇女学的义务讲座；在武汉不少高校女教师、女大学生中作有关女性话题的讲座；在湖北省妇联、地、市妇联，湖北省总工会、地、市工会女工部中作有关女性发展的讲座，也多次在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等做各种有关女性话题活动的嘉宾。而这些讲座与活动涉及的话题主要是女性发展与婚姻家庭等方面。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湖北省妇联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最美芳华·70年70人”评选活动。当时，已退休多年，78岁的我被评为全省70朵“最美芳华”之一。获“最美芳华”奖是妇联系统给予我研究、宣传妇女理论的一项终生成就奖。我感到十分欣慰！

　　2018年元月，我与丈夫迎来了我们夫妇的金婚纪念，《楚天都市报》记者以《她：妇女学顶尖学者；他：史学界知名大家——武大教授伉俪携手同行五十载》，对我们夫妇进行了采访报道。记者以“珞珈求学结缘，多年后同回母校执教”“特殊时期互为后盾，一个管‘水’一个管‘火’”“事业上‘比翼双飞’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每年结婚纪念日‘相濡以沫情无限’”等四个小标题报道了我们夫妇50年的学术、生活历程。我们夫妇在那个没有洗衣机，烧煤炉子做饭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解决繁重家务劳动矛盾，在夫妻争吵中最后达成的生活模式，即“我”管水，凡与水打交道的事儿（洗衣、洗被、洗菜、洗米、洗碗、拖地）“我”负责；“他”管火，凡与火打交道的事儿（买菜、炒菜）“他”负责。不曾想到，我们夫妇在那个时代的这种无奈家务分工模式在网上一度成为武大青年教师热议与效仿的典范。

　　一转眼我已八十有余，从青丝到白发，妇女研究早已融入生命，我会继续在妇女研究的学术道路上孜孜不倦、探索永久。这是使命，更是一生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