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得知2025年下半年中国将举办全球妇女峰会，我感慨万千。2001年赴澳大利亚学术访问时，我在“女性主义政治哲学”课程学习及当地妇女节活动中深受触动，由此开启性别研究启蒙。2004年出版国内政治哲学领域首部相关专著。2008年起，我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展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研究，参与政策法规性别评估，开设提升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培训课程，助推温岭等地的女性参与地方协商民主创新，2024年基于20年跟踪研究出版《平等参与中的女性赋权》。我的学术之路从理论出发回归现实，这既是个人选择，也是时代使命。
得知2025年下半年中国将举办全球妇女峰会的消息，我感慨万分。对性别议题从无知到初识、再到深思性别平等，直至成为毕生的事业，这25年的成长轨迹与时代步伐紧密相随。
性别启蒙：偶然开启的认知觉醒
我的性别意识启蒙既偶然又必然。2001年，我获得去澳大利亚学术访问的机会，合作导师的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我选修了她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课程，就此开启性别启蒙之旅。抵达澳大利亚的第十天，恰逢三·八国际妇女节。导师邀我参加节日纪念活动，我欣然同往。来到西澳市邮政厅广场，只见四周挂着各色横幅标语，上面写着Fighting for global justice（为全球正义而斗争），Equal work equal pay（同工同酬）……。随后的游行队伍中有步履蹒跚的老者、十几岁小孩，也有坐轮椅和拄拐杖的残疾人。他们大声高喊：Fighting for women in third word（为第三世界的妇女而斗争），我深受感动。为了让她们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我向她们介绍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我们的妇女能顶“半边天”。
后续每次课上，我有意介绍中国妇女解放历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提出，直至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导师和同学们不停地表示：你们很幸运。随着课程内容与讨论的深入，我开始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性别关系。如今回想，当初这种模糊反思正是性别意识的启蒙，既得益于那次妇女节聚会，也源于自身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成为我性别研究的开端。
理论准备：构建性别研究的学术根基
在学习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时，弗杰尼亚.赫尔德的《女性主义道德》中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为研究罗尔斯正义论多年的我提供了全新视角。当时我手头正在写功利主义与罗尔斯两种正义论比较的博士论文，国内收集的各种资料中，从未看到女性主义对正义论的批评。我被作者的批判逻辑深深吸引，进而激发灵感，随即决定放弃原先论题，改变研究方向，从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批评入手，审视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两种正义观，从此启发了对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两种正义理论的系统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论题，当时国内未曾有人涉足。
期间，第六届亚洲女性研究大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我提交论文后获得参会机会，从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看女性研究动态，其核心问题正是女性的公正待遇与平等权利。这坚定了我的研究信心。此后，我发现真正要转向该领域的研究，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便决定利用学术访问机会，全面学习积累性别理论，系统地搜集女性主义与罗尔斯正义论的文献资料，复印了几大箱的文献资料与书籍带回国继续研究。经过两年多的思考，最终形成专著《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于200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政治哲学领域第一本有关女性主义和罗尔斯正义论的系统研究专著，具有开创性。这期间我研究的理论重心不仅是正义理论，还涉及女性政治参与、性别政策、女性参与数量的配额制、协商民主中女性参与等，以性别政治与正义理论为基础，拓展至与女性相关的诸多领域，但研究的重点维度仍然是理论。同时，这一阶段，我的性别研究已逐渐拓展至女性政治参与、性别政策等多个实践领域。不可否认，对性别理论的系统认知和知识积累，为后续转向中国女性决策管理研究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现实关怀：让理论扎根中国
理论研究终究要回归于现实，历时数年的理论探索后，我对性别问题的关注逐渐转向现实。
首先是研究视角从理论转向实践。2003年，我在《开放时代》发表了题为《两性政治参与的同与异》的论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农村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程度和水平，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步。2008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选题中正好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参与决策与管理”，这与我长期关注的性别理论关系密切，便萌生了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实践的想法。很幸运，课题申请获得批准立项资助，从此开启系统地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探索的历程。结合教学与研究生培养，大多与性别研究方向结合，形成性别研究团队，为地方政府推动女性参与提供咨询与建议。具体涉及的实践话题包括：基层女性参与协商民主、农村女性参与村民选举与村庄事务治理、农村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数量参与和实质参与、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女性公务员的腐败容忍度等。
其次，进行政策法规的性别评估，为公共政策与法规的性别平等提出意见与建议。从事女性公共参与的经验研究后，我发现比女性实际参与行为更重要的是推动女性参与决策与管理，从政策法规源头融入男女平等理念，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议程。2013年，浙江省妇联建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时，我作为性别评估专家，负责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源头进行性别评估。第二年，我成为浙江省人大立法委员会的立法咨询专家，主要负责分析政策法规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性别缺失，从性别平等角度，审视相关政策法规存在或者潜在的性别不平等。例如，对农村土地确权的性别评估与建议，反家庭暴力条例制定中的意见与建议，特别是受省妇联委托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结果进行性别评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条例修改的基础与依据。尤其是2015年参加纪念北京世妇会20周年大会后，我更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中女性的参与及其权益与地位，更多地将自己的研究与地方妇联关切的议题相结合。2015年与杭州市妇联合作，对其“反家暴条例”实施十周年成效进行评估；2018年受省妇联委托对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条例的成效进行性别评估；2020年受省妇联委托承担 “妇联在家庭建设中的作用”重大项目，完成20多万字的结题报告等。
再次，结合学术研究，深入基层助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协助地方政府推动女性在协商民主中的实质性参与，尤其是地方妇联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在全省范围内为各市开设提升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培训课程。特别是，自2005年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启动政府财政预算民主协商以来，我每年带学生观摩会议，观察女性在预算恳谈会的表现，通过发放问卷、访谈、控制性实验和实地实验等方法，收集数据与案例。通过参与式研究，帮助地方政府为性别预算代表开设讲座，传授性别预算知识与方法，协助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性别预算监督小组，对预算项目进行跟踪监督，有效地将财政预算民主协商会期间的成果延伸到政府履职全过程监督。至今我仍是温岭市妇联的顾问与咨询专家，为她们拓展性别预算议程提供建议。这些为妇女儿童权益而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妇联组织的肯定，曾获得全国妇联授予的嘉奖。长期以来参与地方政府与妇联的治理创新，同时成就了我的学术研究，自2010年以来，我发表的大多数论文主要是关于女性参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尤其是对温岭协商民主中女性参与的20年跟踪研究，形成的专著《平等参与中的女性赋权》于2024年出版。
光阴荏苒，如果从1995年第四次世妇会算起，已有30年之久，我从对性别议题混沌未开的蒙昧状态，到如今的收获丰硕，获得的不仅是事业成就，更是心灵与精神的升华。我的学术生涯朝着猛然开悟的“非传统”轨迹演进，从第一本纯理论专著的出版，到扎根于基层实践的新作问世，象征着我的性别探索之路从理论出发，回归于现实。这一轮回形象地记录了我的学术成长足迹，这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使命的召唤。感恩于这个多彩的时代创造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也感恩于个人学术命运的际遇，使我能够在成就学术追求的同时，从性别这个独特视角理解社会并感悟人生的另一番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