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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30年，性别平等虽有进展，但在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妇女和女孩仍处于落后地位。在历史与未来的交会点，我们亟须探索性别平等的新路径。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中国在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社会协同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向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致贺信时强调：“中国愿同各方一道，通过数字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妇女事业发展”。

　　■ 佘恺宁

　　2025年是《北京宣言》通过30周年。30年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全球性别平等事业绘就了历史蓝图。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8届会议期间举行人权主流化问题年度高级别主题会议，纪念这一纲领性文件通过30周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委员妮科尔·阿姆利纳评价此次会议：“这不仅是纪念过去，更是展望未来。”

　　历史与未来的交会点

　　当前，我们站在数字时代的十字路口。2025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9届会议上，全球代表齐聚纽约评估《北京宣言》实施30年的成果，焦点直指如何确保技术变革中不让任何一位女性掉队。

　　《北京宣言》实施30年里，机遇与不平等始终交织。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西玛·萨米·巴胡斯坦言：“世界正面临以毁灭性方式将妇女和女童排斥在外的数字贫困”。过去30年，性别平等虽有进展，但在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妇女和女孩仍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在历史与未来的交会点，我们亟须探索性别平等的新路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在妇女权利面临危机的时刻，我们必须团结在《北京宣言》周围，重新致力于落实《行动纲领》，坚定地兑现让世界每一名妇女和女童获得权利、平等和赋权的承诺。”

　　从机遇层面来看，数字技术首先能够赋能经济增长，助力包容性就业模式，突破传统工作限制，提升女性就业率和收入。中国女性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数字经济。其次，数字技术打破地理限制，让农村和偏远地区女性获取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技术赋权不仅在于信息有效抵达，更在于为女性提供发展平台，帮助其跨越空间的阻隔，连接更广阔的知识网络、经济体系和社会话语场域。

　　但数字工具的“客观中立”实为迷思。其设计、数据与算法逻辑，不可避免地内嵌于当前社会的权力关系与认知框架。当技术研发主体出现显著的性别失衡，技术架构与决策模型可能隐性地将男性经验奉为标准，导致视角窄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算法“养料”的大数据，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其中沉淀着旧有历史性偏见与歧视，算法不加批判地吸纳这些内容后，会输出看似合理的结果。算法的学习与推演非但不纠正这些偏差，反而通过“黑箱”赋予其合理性，成为强化性别歧视的隐形推手。

　　中国技术治理的探索

　　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中国在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社会协同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向上海合作组织妇女论坛致贺信时强调：“中国愿同各方一道，通过数字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妇女事业发展”。

　　完善的法律体系提供坚实保障。中国2022年全面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数字赋能提供法律基础。《北京宣言》第十四条规定，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八条规定：“有关机关制定或者修改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充分考虑妇女的特殊权益，必要时开展男女平等评估”。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层面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性别平等评估，覆盖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夫妻双方应当共同承担家庭义务，共同照顾家庭生活。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该条亦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平等分担责任、资源与机会公平，破除女性在数字时代因家庭原因而面临的发展阻碍。

　　先进的政策体系发挥引导作用。《北京宣言》第十三条规定，赋予妇女权力和她们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力的机会，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科技部于2023年印发了《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明确“鼓励面向青年和女性科技工作者、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人员设立奖项”。数字技术作为新兴产业，潜力巨大，能推动女性在数字时代创新发展。2023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等过程中需采取措施防止性别歧视。进一步防范数据质量问题对妇女权利的侵害。

　　技术治理的挑战与应对

　　尽管中国在数字技术与性别平等的结合上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多重挑战。其一，算法与数据中的隐性性别歧视尚未根除。技术研发性别失衡，导致产品设计常以男性视角为主导，加剧了“中立性迷思”。其二，数字鸿沟叠加效应显著。农村、老年女性及低收入群体在数字接入、技能培训上劣势突出。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女性互联网使用比例比男性低17%，我国部分偏远地区女性仍面临“数字扫盲”难题。其三，性别平等评估落实不到位，部分地方审查流于形式，缺乏量化指标与问责机制。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可能削弱数字赋权的实际效果。其四，数字技术的跨国性使性别问题需全球协同应对，但各国在数据治理、算法透明度等标准上尚未形成统一框架，易形成监管漏洞。

　　应对这些挑战，需推进技术治理的性别主流化：建立强制性算法性别影响评估制度，要求企业公开关键算法逻辑，设立第三方监督机构；通过政企合作清洗训练数据偏见，开发包容性数据集。同时，要开展弥合数字鸿沟的普惠行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部署农村女性数字技能培训中心，推广“母女共学”等本土化模式，为老年女性开发低门槛数字工具，避免技术排斥。

　　在数字时代，打破旧有科技格局是当下发展的关键。过去30年，《北京宣言》在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方面取得成效。未来，数字治理需延续两性平等的理念，贯彻人权主流化，全力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