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记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如同一股春风吹到了我的心里。此后我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开设了“妇女与性别研究专栏”,将不同学科有关“妇女”的文章汇聚在一起,为妇女与性别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提供载体,多年来吸引了全国乃至国际学者在妇女理论、妇女历史与文化、妇女学学科建设等多领域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从不同层面探索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妇女与性别研究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锻造了我的生命轨迹。尤为重要的是,对我思维方式和知识架构的改变,使我在妇女研究这条道路上一往无前。
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是妇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虽没能在北京亲历,但这股春风还是吹到了我的心里。30年,弹指一挥间,曾经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如今已退休8年。回望来路,和妇女与性别研究的结缘,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也锻造了我的生命轨迹。尤为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知识架构的改变,使我在妇女研究这条道路上一往无前。
走上妇女研究之路
1993年,在世妇会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我有幸参加了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当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后现代等词汇进入我的认知视野时,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成为当时最为强烈的感受。1999年是我踏上妇女研究之路的重要节点。3月份我赴美参加在哈佛大学举办的“重新评估定位:新世纪中国的社会性别、妇女主体意识和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然而受教之余,我并未被安排在会上交流论文。“不能白来”的内心呼喊和初生牛犊的无知无畏,使我在闭幕式的自由发言环节第一个站起来,竟用了四五分钟的时间谈自己研究妇女的心得体会。8月,我在天津市蓟县(现蓟州区)盘山脚下参加了“妇女史学科建设首期读书研讨班”。全国各地妇女研究专家云集,他们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导读和讨论,使我在一知半解中对妇女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12月,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妇女二十年暨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会下的思想交流、碰撞和激烈论辩使我眼界大开。再后来,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妇女研讨活动,只要时间和经费允许,我都积极踊跃参与。在这里,特别要提及杜芳琴老师,是她多次给我提供宝贵的参会机会。亲身经历后,我深刻感受到一代妇女研究者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精神。随着见识的增长、认识的提高以及两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中标,我从事妇女研究的自信心和自主性日益增强。
将职业、专业与事业有机结合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我在学报编辑岗位一干就是30多年。在“编辑学者化”的大力倡导中,编辑出版和妇女研究逐渐成了我的专业方向。作为历史栏目编辑以及后来成为主编,我先是促成学报不定期地发表与妇女史相关的文章,继而开设“妇女与性别研究专栏”,将不同学科有关“妇女”的文章汇聚在一起,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妇女研究的声势和趋势。这一专栏逐渐成为学报的一个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栏目以“反映妇女研究现状,关注学科建设前沿,传播先进性别理念,构建性别平等文化,推动性别平等进程”作为根本宗旨,多年来吸引了全国乃至国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妇女理论、妇女历史与文化、妇女学学科建设、女性哲学、妇女参政、女性社会学、女性文学、女性教育,以及妇女报刊、妇女研究现状综述、书评等。可以说,这一特色栏目依托妇女与性别学科在中国的兴起而设立,同时也为这一学科在高校和学术界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影响力也由此提升。粗略统计,学报至今已发表相关文章300余篇,从中可以窥见高校学报与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之一斑。事实证明,要将妇女与性别研究引向深入,既需要学者们的努力,也离不开办刊人的持续耕耘。通过论文发表或学术期刊出版来培养学术研究新人,凝聚研究力量,是推动妇女研究和期刊发展的应有之义。
推动妇女/性别研究向纵深发展
2020年,为了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5周年,我在已经退休但被学校返聘之际,组织策划了一组妇女研究稿件。当时的主要想法是对在中国已经发展了40年的妇女与性别研究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以期将性别经验知识化、将性别知识经验化。从2020年到2022年年初,经过无数次与诸多作者的联系、沟通、交流和碰撞,先后发表了李小江、高世瑜、闵冬潮、沈奕斐、郑新蓉、杨菊华、吴小英、李慧英、佟新、杜芳琴、乔以钢、畅引婷、高小贤、宋少鹏、姜进、刘伯红、肖巍、郑丹丹等多位学者的文章。作者们从各自的专业方向和现实关怀出发,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发展演变脉络和学科发展趋势,探讨了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为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学术资源。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时任主编樊增强教授,正是他的包容、理解、信任和支持,才使我的策划得以从理想变成现实。同时也要感谢现任副主编杨霞编审,使这一特色栏目在接续中得以传承。
回顾自己的学报编辑工作经历,我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里曾写下这样的感言:“如果把办学报和妇女研究真正当作‘一件事’去做,它就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和一门专业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社会担当。所谓担当,就是将理论或理念付诸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情。”在我看来,学术期刊是一个媒介、一个平台、一个窗口、一个园地、一只号角……善用期刊,不仅可以为妇女理论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提供阵地,为妇女研究的人才辈出和队伍建设提供思想碰撞与能力锻炼的实战场域,还能为妇女与性别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提供载体,帮助人们从不同层面探索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妇女/性别研究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2017年10月退休后,我被学校返聘三年,除了指导研究生,我将大量的时间投入阅读和写作。随着“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的本土建构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顺利结题,2022年我与上海三联出版社签订了该书的出版协议。出版著作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在于如何借助具有文化传承特点的文字符号,使出版内容与时代大势相适应,给今人和后人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但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依然薄弱。所以,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语境、人文特点、域外视角、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整理,试图回答妇女/性别研究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等问题。同时,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和女性主义全球在地化的可能性,以便说明妇女/性别研究与知识再生产和历史再建构之间的关系;强调当代中国的妇女理论在世界妇女理论体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系统而全面的阅读和思考,不仅使我对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内在机理和时代特征等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也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写作和思考,不仅是将纷乱的思绪转化成有序的文字并交流思想的过程,更是一种自我认知、构建意义和连接世界的行为。当我们将自己的想法、思考、情感和经历记录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就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种连接,可以驱散孤独,促进精神成长,发现生命的意义,并参与到集体的反思和行动当中。当我们写下自由、平等、公正等词语,它们不仅仅是在指代某种具体的事实或状态,而是在参与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与无数前人和后来者的共同思考,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书稿写作还在继续,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不断增长,重读过往与妇女研究相关的诸多经典和文章,感受与以往也有了许多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人类历史和性别知识就是在一代代人的不断开拓中日积月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