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中一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所缓解。但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累积效应巨大，特别是其治理逻辑与社会风险认知、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会治理场景等问题相互交织，导致其治理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非预期性和不确定性。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的视角，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如何成为社会安全问题，不仅取决于政府和学者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社会后果的宣传，还取决于社会危机的动员能力以及公众对于其风险的判断。在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安全化的策略虽然有利于统一认识、调动应对资源等，但“泛安全化”却也导致非预期后果，进而滋生了意料之外的社会风险。

　　来源：《学术界》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