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参加了中国反暴力论坛的活动，也到各国组织的反暴力论坛上领取了许多资料，大量的文字资料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3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我先后主持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项目8项，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向全国人大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议案和建议16个，参加过无数次国际和国家重点研究反家庭暴力的研讨会。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思考、反复调研、持续提交提案议案与建议，迎来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诞生与发展。
2014年1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社会各界为制定一部科学可行的反家庭暴力专门立法开始了广泛地讨论。当时，我的心情更是跌宕起伏，想起来我与反家暴研究与立法推动结缘已有多年。
艰难起步
我最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是在1990年，那时只叫“挨打”“殴妻”，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不接受“家庭暴力”一词。
1993年，针对妇女热线中投诉女性遭受家暴的电话增多的趋势，我承担了对北京市30名受家暴侵犯的农村妇女的个案访谈，没有想到农村妇女不认为受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她们不愿讲出自己受虐的情况，有的拒绝谈，有的谈了一半，第二天就不想谈了，有的甚至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问：“你不上班了？”但调查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
1994年，我用了半年时间将10盒录音带30个家暴材料整理成书稿近30万字。尽管这些资料被别人弄丢了，但借助调研笔记，我还是在《中华女子学院院刊》上发表了论文《消除家庭暴力——对农村妇女受暴力侵害的调查》，获第二届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优秀奖。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NGO组织的反暴力论坛十分活跃，中国组织了两个反暴力的论坛，中国妇女参加进去的却很少，原因是语言的障碍，但我参加了中国反暴力论坛的活动，也到各国组织的反暴力论坛上领取了许多资料，大量的文字资料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对妇女暴力问题的行动措施的建议。国际社会反对向妇女施暴的行动，越来越引起中国政府和妇女组织的重视，从此我的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进入新阶段，1996年我发表论文《中国家庭暴力的起因与防治》。
初见成果
1996年，香港、北京、台北三地妇女受暴力侵害比较研究，在三地同时进行。
我负责北京市800份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不久《北京、香港、台湾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英文稿也在香港发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暴力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区域性妇女受暴力侵犯研究的4000份问卷调查的雏形就产生于此。
1998年，在世界反暴力的浪潮中，我主持中国反暴力研究项目，第一次进行大规模调查，在北京市、浙江温州市、内蒙古兴安盟、河北迁西县发放4000份问卷，进行了个案访谈、小组讨论、问卷调查三种形式的调研。研究弥补了我国在科学分析数据上的空白，第一次提出人们对妇女的直接暴力比较重视，但是对妇女的间接暴力认识模糊。5篇《中国反对对妇女暴力研究调查》论文于2000年陆续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并出版了40万字的《中国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报告》。
至今，我还记得去内蒙古科右中旗作问卷调研，由于被调查对象是蒙古族妇女，我们要把问卷内容翻译成蒙古文，翻译再把蒙古族妇女讲的内容告诉我们，我们再写在问卷上。大量的语言表达工作，使大家的面颊疼痛，一到晚上就不能说话了。
推动立法
2001年，在《中国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针对家庭暴力、性骚扰、虐待女童、拐卖妇女儿童和强奸妇女等方面的提案。后来答复的是全国妇联。
2002年，《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提到，全国2.67亿个家庭，离婚率1.54%，其中1/4起因于家庭暴力。我国迫切需要出台一部反暴力法。2008年我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深感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责任更加重大，此后，连续6次就反家暴立法提交议案与建议。2009年，我又把专家意见稿整理，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议案”。这次得到了全国人大的答复，由全国妇联协办，提到“应当将相关立法纳入国家立法规划（计划），并委托有关部门开展立法的基础性准备工作”。
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建议”。有关方面在答复中强调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但我认为中国有关社会类的法律太少，家庭暴力的立法必须制定。2011年年底，我参加了全国妇联召开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立法座谈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的“家庭暴力立法专家座谈会”，会上我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值得高兴的是，同年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被作为预备项目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展了立项论证工作，全国人大内司委也特别把反家暴立法作为重点议案办理。
2013年，我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加快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的建议”。2014年我再次提出“关于加快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的建议”。国务院法工委在答复中表示，加快反家暴立法的研究工作。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社会上的讨论很踊跃，我也在思考家暴的具体范围等问题。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民主党派成员，通过深入调研写出调研报告，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开展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并不容易，但如果能够促进法律的制定和政策的改进，我会感到难以言说的快乐。
建议落实
35年来我参与了反家庭暴力立法的研究和推动工作，也见证了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这个漫长的历程。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2017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一周年，也是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最后一年，我再次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的建议”。
欣慰地看到我建议“对涉及家暴案件的审理出台一个较为全面的指导办法或意见”得到了体现。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和2025年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特别是2024年最高法和全国妇联出台的《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都对家庭暴力作了更加深入地解释和指导。我建议“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做出进一步解释”，在2022年最高检出台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中得到体现。我建议“公安部制定警察全面介入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实施意见”，之后2024年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执行的意见》，明确了执法机关在接处家庭暴力案件时的任务和注意事项等。我不断协助各省市制定反家庭暴力条例，目前有20个反家庭暴力条例是结合本地区特点制定的反家暴条例，这些条例完善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和内容，促进强制报告、人身安全保护令、临时监护、多机构合作、医疗干预和协调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回顾3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我先后主持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项目8项，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向全国人大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议案和建议16个，参加过无数次国际和国家重点研究反家庭暴力的研讨会。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思考、反复调研、持续提交提案议案与建议，迎来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诞生与发展。这部法律推动了世界妇女人权事业的发展，也坚定了我一生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奋斗的信念。
2025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30周年，我相信，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落实落细的步子将会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