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军区被服厂女工在纳鞋底。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上的军民抗战群雕。孔一涵/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孔一涵 姜军旗

　　太行吕梁绵延不绝，滔滔黄河席卷而下，共同塑造了沟壑纵横山峦起伏的吕梁。这里的山川赋予了这片土地特殊的战略地位，也塑造了生活其间的人们坚韧顽强的性格。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两大主力师挥师吕梁，创建了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是阻敌西进的屏障，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前卫阵地，也是中共中央通往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在民谣声中，晋绥边区人民前仆后继，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而其中，广大妇女也以满腔热忱投身抗战、共赴国难。

　　母子并肩报家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疯狂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先后发动了多次围攻，对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围剿”。

　　“我们的国家有救吗？我们就这样甘当亡国奴吗？”亲眼看到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宋红沟村的普通妇女林龙向儿子王尚志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而王尚志总是坚定地回答：“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是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

　　10月初，八路军深入敌后，收复平鲁等地，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坚定的抗日决心与严明的纪律，让林龙看到了希望。1938年4月，林龙、王浩夫妇毅然送独子王尚志与十几名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年5月，经晋绥边区妇救会干部李桂芳介绍，林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尚志也于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地委的大部分党政军机关驻于朔五区一带，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林龙主动当起秘密交通员，把自己家作为地、县、区干部的“交通站”，秘密传送情报。同时，林龙的家也成为抗日同志们吃住的“招待所”。她常说：“孩子们辛苦了，让他们吃好、喝好、休息好，才有劲打鬼子。”凡是到过林龙家里的人，无不为她的行为所感动，都亲切地称她为“林妈妈”。

　　1941年，当地抗日形势开始恶化，由于叛徒出卖，十余名党员遭敌杀害，林龙却没有丝毫动摇，秘密深入群众之中进行爱国宣传。为了不连累村中群众，林龙和丈夫钻山沟、住土洞，但始终与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1944年秋，林龙夫妻二人不幸被捕。“你的儿子王尚志到底在哪里？”“儿大不由母，他要干的事，我怎能拦得住呢？”敌人对林龙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企图从她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但她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并向儿子捎话，提醒他不要落入敌人的陷阱。

　　在监狱中，林龙还积极在敌伪人员中宣传民族大义。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看守人员的配合下，林龙与其他同志成功脱险。

　　针线铺就支前路

　　“十万人穿衣，全凭妇女同志”，这是晋绥边区对广大妇女的由衷赞扬。

　　1941年至1943年，晋绥边区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加之封锁破坏、人口迁移等原因使劳动力锐减，群众和部队的吃饭、穿衣都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支援抗战，在极度艰难的日子里，晋西北地区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集粮9万多石，筹款181余万元，扩兵1.59万名，做军鞋12万双。”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在这期间，晋绥边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张秋林就是其中之一。

　　1943年，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纺花织布运动。时任乡妇救会秘书的张秋林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在村里筹办纺织合作社。

　　张秋林是个纺织能手，布织得又快又好，纺的线质量也高，一天能织4丈布，全年纺27斤纱，在妇女群众中很有影响力。

　　“有钱的出200元钱，没钱的交4两棉花，连粮食都可以作股金。”为了动员各家入股合作社，张秋林和村干部走门串户，认真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只要咱们心齐，一定能办好。入的股多，分的红利也多，既为抗日出了力，又能解决自己的困难。”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合作社已发展了160多名社员。根据群众意见，经过县里批准，合作社最终定名为“秋林合作社”，成立仅一个多月，就织了标准布940匹。

　　在张秋林的带领下，边区越来越多的妇女投入纺织热潮中。秋林合作社越办越大，而张秋林也为合作社的发展尽心竭力，“咱们是为了支援部队打鬼子，是为了给群众谋利益的。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辛苦点也值得。”

　　然而，1944年8月的一天，当张秋林前往县里的合作社购置织布机时，驻扎在柳林的日军突然扑向张家庄一带展开“扫荡”。得知消息的合作社人员急忙向后村转移物资，张秋林9岁的儿子留下看守家门，却不幸惨遭日寇杀害。当张秋林匆匆赶回村庄时，只见幼子已倒在血泊之中，她顿时昏了过去。苏醒后的张秋林拭去泪水，将丧子之痛转化为抗战工作的巨大动力。她坚定地说：“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报仇。搞好合作社，就是同敌人在经济上作斗争。”

　　时代接力 使命传承

　　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中，有几组数字总是引人驻足：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缴纳公粮1686.35万公斤，其中吕梁675万公斤；晋绥吕梁地区接送了重要文件、书刊、枪支、弹药、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1000余吨。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百姓与八路军战士的休戚与共、血脉相连。

　　“纺织英雄”韩国林步行60里山路参加纺织训练班，学到技术后组织起纺织合作社，将新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人，为了做好榜样，她总是纺织到深夜，仅1944年、1945两年就织布72匹。

　　“拥军妈妈”杨秀英迈着一双小脚，为来她家吃住的同志们整夜站岗放哨。在那个粮食困难的年代，她留下最好的鸡蛋、猪肉、羊肉，送到子弟兵的面前。面对敌人的多次残酷“扫荡”和恐吓威胁，杨秀英没有丝毫退缩：“有党和群众，杀头我也不怕！”

　　“蒋妈妈”崔银凤的三个儿子都参了军。敌人抓住了她的儿子蒋四儿，要求崔银凤劝降，她坚定拒绝：“儿大不由母。”最终，她的三个儿子先后都为国捐躯，“哪个当妈的不爱自己的孩子？可革命总是要死人的。一个人也不死，革命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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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些鲜活却沉重的历史前驻足沉思，在无数先辈的牺牲奉献中，寻找精神的红色根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年，先辈们用肩膀扛起了山河破碎时的民族脊梁；今天，民族复兴的重托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前来参观的大学生王浩说，“就像当年每个普通人都为抗战贡献力量一样，今天的我们也要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当中去，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夕阳映照下，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上的军民抗战群雕，在新时代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