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党柏峰 高越

　　1939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在陕西延安的山坳里，诞生了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

　　女学员们平均20岁出头，她们剪短秀发、褪去红妆，从沦陷区、国统区甚至海外奔涌而来，将课本与急救包一同揣入怀中，用磨出血泡的手摇动纺车织军布、用蘸满墨汁的笔写下救亡檄文，用柔肩撑起民族希望。

　　妇女干部的摇篮

　　104岁的外交部离休干部张月，当年从女大毕业后曾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科任职，多年奋战在革命宣传一线。

　　据张月回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各根据地缺乏妇女干部特别是专职妇女干部的问题越发凸显。培养大量妇女干部以适应抗战需求，成为党刻不容缓的工作之一。

　　当时，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招收过几百名女学员，积累了培养妇女干部的工作经验。随着延安开办正规女子大学的条件逐渐成熟，1939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延安创办女大。

　　1939年3月，学校动员200多名民工紧张施工40多天，修建起一个简易礼堂和三孔简陋的土窑洞教室，后又陆续开挖100多孔新窑洞用作住宿。同年5月，女大开始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学员。

　　当年，约有200人从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县出发，由张月带队徒步穿越日军多重封锁，辗转两个月才抵达延安。“母亲说，当时一路吃不好睡不好，但无人掉队，大伙儿全凭一股信念支撑。”张月的长子周塞坡说。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女大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给女学员们以巨大鼓舞和深刻激励。

　　艰苦岁月中成长

　　站在女大旧址院落前，延安革命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霍静廉指着一排排黄土窑洞介绍：“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开会学习场所。学员们以组为单位，8至10人挤住在一个窑洞，窑洞是打通的，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方便尽快转移。”

　　霍静廉说，学员既有来自清华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全国各地的女大学生，也有刚刚读了几年小学甚至参加扫盲班的妇女。大家目标一致，就是成长为妇女干部，投身抗日。

　　在女大期间，张月结识了康岱沙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女青年。康岱沙后来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

　　“母亲和康岱沙是好姐妹，她们在女大同住一个炕。当时床铺上爬满虱子，可康岱沙一点儿都不嫌苦。”周塞坡说。

　　1940年年底，女大逐渐发展到13个班，近千名学员，不仅有来自全国22个省（含台湾省）的汉族、苗族、回族等各民族姊妹，还有来自缅甸、新加坡等海外爱国女华侨。

　　歌声与信念永不消逝

　　据霍静廉介绍，女大实行军事化管理，清晨起床军训，每日课程紧凑，晚上自习后按时就寝。1939年局势紧张，学校还加强军事训练，开展夜行军演习。

　　“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朴实的校训融入女大学员们的日常：没有饭厅饭桌，学员就以组为单位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以咸盐代牙膏，草木灰当肥皂，被褥不够合着盖，衣服不够合着穿；缺少课本，大家用树枝在土里写……艰苦生活让同窗之情更加深厚。

　　康岱沙曾在回忆录《家族与往事》中提到：当年女大的生活紧张、艰苦，但又非常活跃。每天傍晚嘹亮的歌声都在延河畔山沟间回荡。

　　周塞坡说，母亲喜欢跟人聊延安，延安生活是她一辈子的怀念。

　　1941年年初，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困难，同年9月，党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女大被合并到延安大学，就此，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画上了句号。

　　在艰苦的抗战过程中，女大向妇女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女大毕业的干部不仅分布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还有抗日前线和敌后方。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妇女干部，不少人终身奋战在妇女工作岗位上，引领广大妇女群众迎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女大精神所承载的巾帼壮志与家国情怀必将薪火相传。”多年前曾记录整理这段历史的陕西省妇联原研究室主任班理感慨地说，“它必将会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奋勇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