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女子学院女大学生邢立杰在沂蒙红嫂纪念馆内。 张正阳/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侯文雅

　　“朝阳官庄彭大娘，拥参工作做得强，母送子来妻送郎，彭大娘四儿一女上前方。”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的沂蒙红嫂纪念馆里，讲解员站在王步荣的展板前，为参观者讲解那首1945年在鲁中抗日根据地广为传唱的秧歌。

　　歌中的“彭大娘”就是王步荣，她先后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往抗日战争最前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二字的千钧重量。

　　革命母亲的家国觉醒

　　王步荣出生于1889年，本是沂水县沂水镇小滑石沟村人，后与武家洼乡朝阳官庄的彭纪忠结婚，村里的人便称其为“彭大娘”。王步荣34岁时丈夫病逝，留下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她一个人肩上。

　　“1938年，俺奶奶咬咬牙送俺二伯伯（王步荣二儿子彭润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奶奶变了。”王步荣的长孙彭乐升回忆，王步荣在彭润水革命经历的影响下，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自此，革命的种子开始在这名农家妇女心中生根发芽。

　　同年，王步荣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并担任村贫民互救会组长，积极组织妇女开展生产，支援前线。也是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王步荣的家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省、县、区的干部经常在这里吃住。“俺们家那个时候老是有陌生人来来往往，婆婆也不告诉我们他们是做啥的，就让我们好好招待他们。”王步荣的五儿媳，如今已经90多岁的秦荣回忆道，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她才明白了婆婆的良苦用心。

　　烽火岁月的家国抉择

　　1938年秋，噩耗传来：二儿子彭润水在攻打敌人据点时壮烈牺牲。“奶奶难受得好几天睡不着觉，但她考虑到二伯伯的牺牲让部队有了损失，又忍痛把俺三伯伯（彭润田）送到了部队里。”彭乐升说。1942年，王步荣又毅然将刚满14岁的四儿子彭润河送到山东纵队当兵。

　　第二年，党组织号召动员女同志到后方学习医护知识，王步荣又说服三女儿彭润彩和本村的两名姑娘到鲁中军区青年干部学校学习。

　　随着1945年沂蒙根据地参军热潮的到来，王步荣深知，作为党员她必须带头，可是彼时她身边的儿女中，大女儿和二女儿早已出嫁，五儿子彭润江年仅12岁，只剩下大儿子彭润山能送去前线。

　　回忆至此，彭乐升一边摩挲着手里那张早已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一边继续讲述：“我爹爹（彭润山）其实已经猜到奶奶想把他送走的心思，那会儿我刚出生没多久，爹爹舍不得我和母亲，更不希望奶奶身边没有他尽孝。但奶奶的一句‘可是部队更需要你’彻底打消了爹爹的顾虑。”

　　最终，彭润山理解了母亲，第一个报名参了军。就这样，王步荣先后将五个孩子都送上了抗日前线。在她的带领下，朝阳官庄村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的参军场面，成为有名的“参军光荣村”。

　　沂蒙山区的精神血脉

　　王步荣送子参军的事迹很快就传遍沂蒙山区，1945年，王步荣荣获“鲁中区模范军属”称号。但在荣誉面前，王步荣没有停步。她带领秧歌队走遍周边村庄，用朴实的歌声和亲身经历动员青年参军。“母送子，妻送郎，识字班送兄上战场，保国家保家乡，穷人饭碗有保障……”这歌声传到哪里，哪里的参军工作就开展得热火朝天起来。

　　王步荣只是千千万万沂蒙红嫂的杰出代表之一，在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沂蒙妇女们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半边天”。据统计，抗战时期共有15.5万余名沂蒙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余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沂蒙妇女用奉献和牺牲书写的精神丰碑，用母爱和坚韧铸就的家国情怀。

　　王步荣于1965年安然离世，如今，在沂蒙红嫂纪念馆里，她的照片宁静而坚定地注视着来往的人们。她将家庭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和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至今仍在沂蒙山的晨雾与暮霭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