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雪婷
在近期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她”论坛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爱思唯尔共建的科研评价实验室联合发布了第一份以性别视角解读中国科研生态的研究报告——《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科研人员画像》（下称报告）。此份报告首次以数据分析的形式揭示了中国科研人员性别维度的发展情况，弥补了中国科研群体职业生涯画像研究的空白。
近日，作为本次报告的主要完成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计量与评价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杨立英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助理研究员翟琰琦共同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分享了此份报告出炉的过程，并从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实际体验出发，分析和解读了当前女性科研人员的职场现状。
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在各大国内外奖项中崭露头角，社会各界对于女性科研话题的热度也逐步升温。杨立英表示，这些个案的典范作用对其他女性都可以形成很好的激励，从而带动整个女性群体在科研活动中绽放光彩。杨立英同时感觉到，身边很多女性的生活和职业理想愈加多元化，她认为，多元化可以激发创造力和创新思维，这对于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问：有一种观点说“科学家”前面加一个“女”字，所谓“女科学家”就已经算是性别歧视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立英：对于“女科学家”前面这个“女”字会不会存在性别歧视，我的直观感受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会。或许在特殊的场景下，“女科学家”这个“女”字会让某些女性感觉到不适。但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我觉得女科学家其实反映了整个科研界或者是全社会，对于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的不易以及对女性取得成果的一种尊重、包容、理解和关照。
问：报告显示，女性科学家的人员占比是在快速上升的，但在承担一些主导工作方面，女性的比例却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杨立英：我推测这和我们在报告当中提到的“泄漏的管道”现象有关。“泄漏的管道”现象实际上也是全球性别研究的共识。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如果要承担主导作用，其实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还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其学术水平、经验、资源配置能力、管理能力等各方面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科学家虽然比例以及参与度在上升，但是在主导作用这部分发挥得仍然不够，这个现象和我们提到的“泄漏的管道”现象是一致的。
问：我们也从报告中看到，中国科研领域性别差异在逐步改善，您认为带来这样结果的原因有哪些？
杨立英：首先，科研界的性别差异的改善依赖于全面的社会进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第二，科研管理部门现在出台了很多关于促进性别平衡的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在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女性的自我价值也变得日渐多元化。原本女性可能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以家庭为主的单一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觉得自己有更多元的理想和更多维的能力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整体而言，这三个层次的原因促进中国科研领域性别差异不断改进、不断进步。
问：这份报告中，令您印象最深的以及比较意外的数据是哪一组？
翟琰琦：第一，我们在分析男性和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影响力差异时发现：男性平均产出的论文数在10篇左右，女性在7篇左右。虽然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产出不及男性，但其实男性和女性的科研成果受关注程度的差异是很小的。这些数据让我们见证了在推动科技进步中“她力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组数据，进一步提升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自信心。
第二，其实男女科研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基金的结果挺让我们意外的。因为我们曾经统计过，在2011年之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基金的男女比例大约是64∶36。随后，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出台一系列政策，将女性申请青年基金的年龄放宽到40岁。自此之后，每年女性申请青年基金的数量都是递增的，尤其是到了2018年，女性申请青年基金的数量其实已经超过了男性。基金委政策发挥的积极影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通过数据就能感受到，一系列政策对于提升女性参与科研的积极性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问：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担心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延续产生影响，基于调研中的观察，您对这个话题有哪些看法？您对于未来女性科研工作的内外部环境还有哪些建议？
杨立英：从我的视角看，首先需要全社会的进步，包括女性自身理念的变化以及相应政策的出台。从我做科研评价的角度，我会考虑如何推进管理部门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以及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大体把这些政策分成两类，一类是方向性的政策，它发挥的作用是激励女性的积极性，比如像科技部、科协，他们发布的大多是这一类的政策文件；另一类，它要发挥对于一些可操作性政策的直接推动作用，也就是会直接影响一些操作政策的出台，比如像自然基金委推出的上述政策，它的成效是可以测读出来的。
另外，从自己作为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性别平衡，或者说女性在科研活动中表现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也需要靠女性自身的调整。最近几年，很多变化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感觉到身边很多女性的生活理想或是职业理想更多元化了。这种多元化是可以激发创造力和创新思维的，这对于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因素的促成，女性在这方面的思维被激发出来之后，对于女性在科研环境当中的表现是有直接正向的激励作用的。
翟琰琦：如果说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环境还有哪些建议，从我自身角度，希望能够出台一些比较系统性的配套政策，最好是具体的、可操作可执行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就像自然基金委对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做了调整，我们直接能看到女性的申请数量上升非常快。希望多一些这样的政策。另外比如，对于孕哺期女性是否能够延长整个的评聘期，是否可以有弹性工作制，还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这样就能尽量降低女性退出科研事业的比例。从专业角度来讲，希望国家能够建立专门针对女性科研人才的数据库，这样有利于定期做统计监测，为将来新政策的出台提供数据支撑。
问：女性高管经常面对记者提问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会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去问男性，他们难道就不需要平衡家庭与事业吗？您怎么看？
杨立英：我想这是因为受社会保障条件和女性自身理念两方面的影响。关于女性为什么需要去平衡家庭和职场之间的关系，除了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聚焦在家庭，还有一个原因，现在中国儿童的成长与教育是需要非常大的时间投入的，这部分我认为应该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比如说在欧洲一些国家，家长和孩子的陪伴更多是一种高质量的、交互式的陪伴，而不是全身心奉献式的。中国的家长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很多女性科研人员，甚至所有女性，都要在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另外，我认为女性自己要寻求改变。我的德国朋友和我讲，他们从小会跟孩子建立这样一种理念——“我不仅仅是你的妈妈，我还有我的社会角色，我也有自己的乐趣和我的追求”。当你向孩子传输这样一种理念之后，孩子很容易能体会到妈妈原来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容易建立，并且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也就没有那么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