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段玉芝

    ■ 记录：吴晨阳

    在积累和探索中前行

    我的文学启蒙应追溯到童年，我有两大纸箱子小人书。看过的小人书中，印象最深的是黑白电影版的《巴黎圣母院》，最后一页是卡西莫多搂着爱斯梅拉达：“人们想把他同他抱着的尸骨分开时，他即刻化为尘土。”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段内容刀刻斧凿般印在脑海里，文学的种子就是那一刻种下的。

    因为喜欢文学，我大学读了中文系，成天泡在图书馆看书，在报刊发表过很多诗歌和散文。结婚生子后，生活安顿下来，我有了一间小书房，经常写点小文。那时，大家在故乡论坛贴文章，进行交流，我在论坛结识了刘照如、小丁、陈宜新等师友，在他们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写小说，然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早期，我经常写婚姻情感方面的小说，试图通过物质对情感的异化来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世态和人心的变化。这时期，我写了《轮回》《灵岩》《戴小来的蜚短流长》等小说。

    写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婚姻情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试着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生活，便有了《红莲》《支点》《一路平安》《谎花》等一系列作品。从《红莲》开始，我试着探索人性的复杂、幽微与光辉，还有人生的宿命感。马兵教授这样评价《红莲》和我的其他小说：“段玉芝的小说，一向很擅长通过误会或错置的情境来呈现生命流程里那些不能被收编进日常逻辑的人生经验。”

    这是接近我写作意图的解读。

    就这样，一路探索一路写作，其间，有迷惘、困惑、自我怀疑甚至短暂的停留思考，但是我从未想过放弃，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我的小说《红莲》《一路平安》和《支点》先后获得了“泉城文艺奖”。

    在写作和反思中，明确我的文学地理坐标

    我除了埋头写小说，还重读了许多经典的中短篇小说，也重读了自己以前的小说，进行反思。我在写作和反思中，明确了写作方向：关注现实，关注当下，书写时代大背景下更广阔的生活，书写人性的善、恶、复杂与幽微，还有人性的光辉。我也明确了文学地理坐标：以我出生的村庄为参照，还有我长期生活的城市——济南。这期间我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欢乐堡》《李世民的胡子》《去马赛马拉》《苏丹的迷宫》《星辰可摘》等。

    我的短篇小说《李世民的胡子》获得了第五届泰山文艺奖，小说写的是老人和少年的故事，写出了子女定居国外留守老人的孤独，写出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一种生存状态，写出了少年平安的无奈与挣扎。

    我也曾迷恋中短篇小说，但后来有了写长篇的想法：写当今时代，从乡村走出来的三姐弟的打拼历程，已经写了十万多字；写家族史的，想通过家族式叙述呈现出时代变迁、人物命运及人性复杂，里面有我们家族的影子。

    对我来说，文学是我心中的光，照亮我的人生之路，让我坚定了人生的选择。高中时，我有机会被保送到更好的大学，但因为不是中文系，我放弃了。山大作家研究生班招生时，我正在企业做内刊和网站的编辑，为了读书，我辞去稳定的工作，脱产学习。文学让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也让我得到了更多，我的心中有了光，心境安宁，生活从容。作家班毕业后，我去了《当代小说》做编辑，从事文学工作。

    编辑的成就感，来自作者的成长

    很多人说，编辑为人做嫁衣，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要看大量的稿子，最欣喜的时刻，是读了很多一般的小说，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篇优秀作品，我特别享受这样的瞬间。

    《当代小说》有个传统，重视发掘有潜力的年轻作家。许多文学名家早年都在《当代小说》发过作品。我在编辑工作中也秉承了这一传统，关注有潜力的年轻作家，我编发过很多年轻作家的作品。看着自己的作者走向成熟，走向大刊和选刊，作为他们曾经的编辑，很有成就感。

    我能体会到作者写稿的艰辛、投稿后的急切心情，所以，尽量不错过任何一篇好稿子。十多年前，有位作者接到用稿通知的时候，告诉我正打算放弃写小说，他写了很多年，写过几十篇小说，几乎都发不出来。我鼓励他，是金子一定会发光，总有一天，他能遇见伯乐。听了这话，他很激动，最终坚持下来。现在，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在我的作者中，有教师、公务员、作家、工人、民企老板，还有农民。有两位农民作者，他们平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业余写小说。每次，我都认真地阅读他们的小说，并提出诚恳的建议。无论什么样的身份，能写出好小说的人，一定对世界和人生有过深入的思考，他们值得编辑的尊重。

    有的作者特别幽默，在清晨时，他会发来一个短信：看，朝霞好美，且写且珍惜！我抬头看着朝霞，觉得做编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