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玉根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60后”的我亲历了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段历史，亲身感受到改革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的家乡在南方农村，人均农田一亩多一点，以水稻种植为主。1981年，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我家5口人，共分得6亩多水田。当时，父亲在大队当干部，母亲身体不太好，弟妹还小，我在外地上大学，家里劳动力不足，父母起初担心包不下这么多责任田。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家不仅把地种好了，还很快尝到了承包制带来的种种甜头。

    改革之前，我们家全靠父亲用工资兑换工分和母亲在生产队出工，领取口粮和参与年底“分红”。在我的记忆里，过去我家虽然没有挨过饿，但主粮还是略显不足，月底经常要去邻居家借米。年底分不到多少钱，有时还会欠点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父母虽然更累一点，在村民互帮互助之下，每年收获两季稻谷，除了交一点公粮，剩下的全部归自己，一家人根本吃不完，家里开始有了余粮。

    承包后，村民不用每天按时出集体工，有了更多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我家扩种了“自留地”，母亲把吃不完的蔬菜挑到市场上去卖，可以挣点小钱；后来又扩养了生猪，以自产的粮食和蔬菜为饲料，成本不高，每年可出栏10多头，养猪成为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1984年，家里拆掉土砖老屋，建起了5间红砖瓦屋。以后，父母在家里继续搞小规模种养，弟妹则到附近务工，日子越过越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轮土地承包结束时，我家的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

    在村里，我家的经济状况属于中上等水平。那些劳动力多、头脑活络的农户比我家更富裕，有的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万元户。我每次回到老家，问起对改革的感受，村民们都会发自内心地说：“多亏搞了承包，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当初，队里的社员对要不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进行过热烈讨论，少数社员反对，大多数社员赞成。反对者大多家里缺少劳动力，他们担心走“回头路”，或自己家完不成联产承包任务；赞成者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吃大锅饭的生产效率太低，阻碍了家庭致富的路径。表决时，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后来事实表明，缺劳户担心的问题，通过村民互帮互助、使用农机、代耕等办法得以解决。在承包带来的种种好处面前，那些思想保守者也很快转变了观念。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也有过波折。据党史资料记载，安徽省凤阳县出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后，一些人存在疑虑，从1982年到1984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双包”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使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起来。

    如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已发展为更加完善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效和功绩，历史也早有定论：它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上述评价是客观的，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中央近年推出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等改革举措，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制，使其在确保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的基础上，能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搞活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家庭承包制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观点，已经不攻自破。

    回顾40多年前的那场伟大变革，以及40多年来农村土地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效，我更加坚信，只要保持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一往无前，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取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