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阅读对儿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在信息时代与读屏时代，儿童接触手机的年龄越来越低，刷视频的儿童越来越多，阅读的时间一再被挤占。时至“六一”国际儿童节，《新阅读》特推荐儿童主题读物。这些书或是能让孩子开阔眼界，学会思考，启迪孩子心怀人类未来的演讲集；或是引领孩子认知世界，启蒙对日后阅读的视野、品位的文学读物；或是关注儿童心理，教会大人如果观察与回应孩子……书籍始终是孩子最好的朋友，阅读能让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让我们用阅读打开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让孩子们在阅读中静下心来，汲取知识，提高想象力，学会独立思考，成为“完整的人”。

    成长中的少年对世界的好奇，远比我们想象的迫切和辽阔，越是在生命起点处的孩子，越需要接受人类思想的精华。《给孩子的演讲：一本书集结32篇改变世界的演讲》是北岛“给孩子系列”丛书的第十六册。选编该书的学者陈力川希望该书演讲中的思想、语言和激情帮助孩子“开阔眼界，学会思考，练习演讲”，领略人类一路走来孜孜以求的价值，使他们心怀人类的福祉造就未来。

    ■ 范语晨

    “世界上大部分优秀的演讲都不是针对孩子的。”学者陈力川在他选编的《给孩子的演讲：一本书集结32篇改变世界的演讲》（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版）序言中说。这本演讲集是北岛“给孩子系列”丛书的第十六册。几年前，北岛看到儿子学校给的诗朗诵作品时大跌眼镜。北岛认为，在该读什么的问题上，中国的孩子们被低估和误解了。成长中的少年对世界的好奇，远比我们想象的迫切和辽阔，越是在生命起点处的孩子，越需要接受人类思想的精华。

    演讲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陈力川希望《给孩子们的演讲》中的思想、语言和激情帮助孩子“开阔眼界，学会思考，练习演讲”，并“自己去体验美和尊严”。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多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让孩子回到那些“严峻时刻”，领略人类一路走来孜孜以求的价值，才能使他们心怀人类的福祉造就未来。

    在获取知识时完善人格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对科学家是一个极难释怀的时刻——它引发了人们对科学能否向善的深刻反思。书中，费曼的演讲《科学的价值》便起于这一反思：“当我看见我所钟爱、我为之奉献一生的科学所能干的坏事以后，我要问，它到底有什么价值？”通过解剖科学的三重价值，费曼试图传达，科学知识能够创造力量，但知识本身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它的价值取决于人类给它的指令。科学的使用者有责任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费曼之思是本书中多篇演讲的共同关切：人类在掌握知识的道路上取得质变时，应如何使用知识？演讲者们的思考路径各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青年的价值教育。爱因斯坦早在1936年“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便指出，教育“单靠真理的知识是不够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个人。“青年人离校时，应当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他们不应将知识当作获取世俗成功的工具，而要把为社会服务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

    的确，知识能否造福社会，在于知识的使用者是否有完整的人格与责任意识。然而知易行难，演讲者们在提醒青年莫忘责任的同时，也从各自的经历出发，讨论责任的明晰与坚守之道：雨果告诉我们：“正确的思考会带来心中的公正”；爱因斯坦则认为“人格绝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加缪在195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对所有的创作者疾呼：“每天向自己默默重复古老的诺言，那就是忠实。”

    在晦暗艰难时保持勇气

    在孩童心中，光明与美好是发自本能的期许。不过，《给孩子的演讲》并未回避人类历史中的艰难与晦暗，这将是孩子们未来的必修课。

    丘吉尔的《永不屈服》堪称逆境中最富感染力的演说之一。1941年10月29日，正值欧洲大陆遭到纳粹德国蹂躏、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刻，丘吉尔回到母校哈罗公学演讲，却将校歌歌词中的“至暗时刻”改为“严峻时刻”。他通过分析战争的态势变化，让同学们不要仅从表象断定事物的走向。“在很多国家看来，我们好像末日临头，注定覆灭……但是我们的国家却屹然挺立。”

    今天回看这篇演讲，会发现虽然它诞生于“二战”这一特殊背景中，但其中的精神却是黑暗中永不过时的指引：“我们必须既学会应对短促而激烈的事件，也要适应漫长而艰巨的形势。”

    与国难当头的悲观相比，青年人更常遭遇的是生活的迷茫。在1997年耶鲁大学本科生的毕业典礼上，美国经济学家莱文的演讲探讨了“毕业季焦虑”问题。他讲了两位英国诗人的故事：同样从剑桥大学走出，华兹华斯大一时就认定自己“诗人的灵魂”，弥尔顿则大器晚成。莱文告诉毕业生们，花开时节有早有晚，“内在的成熟”却一直在酝酿中。无论道路是否已经明确，都要“迈出下一步”，以持续的学习和奉献充实一生。

    在成就个性时心怀人类

    现代文明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和对个体价值的充分张扬。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在审视现代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现代文明的“自私”内核。在《给孩子的演讲》的每一篇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对人类联结的强调和共同价值的召唤。

    美国文化批评家波兹曼在纽约大学的演讲题目《雅典人和西哥特人》乍一看有些古怪。实际上，波兹曼的意图是通过两种古代文明影射当代的两种价值选择。雅典人信奉理性和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入侵罗马帝国的西哥特人蛮横粗野，蔑视历史。最关键的是，雅典人“关注公共事务和公共行为的改善”，而西哥特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丝毫没有团体的概念”。波兹曼提醒大家，虽然这两种文明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们依旧面临着成为雅典人还是西哥特人的选择，并且可能早已在精神上归属于一方。

    以自我为中心的西哥特式价值观渗透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共同体意识亟待重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在演讲中批判体育运动集体精神不再，陷入商业化与个人胜负欲的深渊；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中，以台词的形式发表充满感情的政治宣言：“人类就应当这样，我们想把生活建立在彼此的幸福而非痛苦之上”；社会心理学家沙洛维在演讲中强调感恩对现代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后疫情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意识到彼此命运的紧密相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需要孩子们在成就个性的同时，走出“小我”。1919年，在中国面临最深重的民族危急时，李大钊依然将宽广的世界主义带给青年。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上的演讲，我想仍是今天的孩子们眺望未来的最好视野：“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