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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读物是儿童通往阅读的亲近之路。《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是文学评论家、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编选的一套文学启蒙书。全书收录了41个故事与传说，84首诗歌，以四季编排划分，隐喻了作品的主题气质。这些作品有些出于名家之手，但更多出自并不知名，甚至佚名的作者。布鲁姆认为这本书就像是一片开放的田野，读者徜徉其间，会发现适合自己的诗文或故事。

    ■ 俞耕耘

    儿童期的阅读，是涉及教育、开发与成长的关键问题。正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密钥”，总是从回忆童年经历打开一样。成年人对世界、事物与人情的理解，多在童年时已见“原型”。无论是认知模式、人格类型、情理模式抑或人生态度，都在童年接受中逐渐生成。由于儿童生活并未独立，其理解外部世界，更多是间接经验：传授、听闻、模仿与习得。阅读，在其中就是核心一环，它将儿童的视知觉协调，是认识、情感、思维与想象的系统训练。

    文学读物，就是儿童通往阅读的亲近之路。哈罗德·布鲁姆，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编选出一套文学启蒙书——《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广西师范大学2021年5月版），意义并不寻常。它可以理解为，是作者文学批评体系的重要组成与实践维度。因为，启蒙对日后阅读的视野、品位，具有先在的奠基意义。“六十多年后，当我疲惫时，我又找到了孩提时代读书的乐趣。”记忆与积淀的力量，将成为稳定情结，贯穿人生各阶段。全书收录了41个故事与传说，84首诗歌，以四季编排划分，隐喻了作品的主题气质。如春天与喜剧，夏天与浪漫，秋天与悲剧，冬天与嘲讽联系在一起。

    儿童认知世界的两翼

    这些作品有些出于吉卜林、霍桑、左拉、伊索、格林、果戈理、屠格涅夫这样的名家，但更多出自并不知名，甚至佚名的作者。作品入选的总体标准是“既富有启迪又具有娱乐性。”那么，为何布鲁姆只选故事与诗？我想，大概因为两者满足了阅读的两大基本功能。前者是讲述的，描述的；后者是吟诵的，抒情的。故事呈现人性复杂、经验得失和生活智慧。诗歌则依赖心灵的纯粹，情感的抒发。布鲁姆的用意，或许在于：儿童阅读世界，既要有诗的纯真，直抒胸臆，不虚伪不做作；又要对故事进行窥察，辨析善恶美丑，体会悲喜，防范凶险，变得明智。两相结合，构成儿童认知世界的两翼——现实的与幻想的，素朴的与浪漫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心灵。

    《陪衬女郎》就是一篇现实批判与漫画嘲讽的故事。“在巴黎，什么都可以用来交易，傻白甜式的，聪明伶俐的；还有谎言和真相，眼泪和微笑，都能成为商品。”迪朗多先生竟然异想天开，另辟蹊径，找到商机。他招聘丑姑娘，把她们当作商品，租售给相貌平凡、需要衬托的女士。外形丑陋，竟可以沦为“饰品”。资本高度物化女性的畸形社会，既是辛酸悲剧，也是荒谬喜剧。罪与罚，善与恶，总会激发孩子的是非心、同情心与正义感。童话、传说用一种强烈的因果，鲜明的二元对立，向儿童传输教谕。但聪明孩子，还会发现对立中的反思警醒。

    《菲奥丽蒙德公主的项链》讲述公主以邪恶巫术换得美丽，用黑魔法把求婚王子们变为项链珠子，最终被女仆和勇士破解，自作自受。故事打破了儿童关于真善美的一体幻想，美丽也可能只是作恶工具，表象与实质常有背离。《放鹅姑娘》中，女仆护送公主远嫁，途中心生歹意，胁迫公主，互换身份。最终被老国王识破，女仆受到处决。表面看，这仍是善恶有报的故事，在向孩子表述正义的信念。但聪明孩子也会追问，有理由怀疑，这种善良是否包含了软弱与妥协。

    编选理念的“反常规”

    此书的明智，在于其编选理念的“反常规”。它打破了以“儿童文学”窄化、固化并框定儿童阅读的肤浅思路。布鲁姆并不赞同这种类型划分。“一个世纪前，这种分类起到了一些作用，它能与其他类别有所区别，但现在这个标签代表难度的降低，它毁掉了文学文化。现在，大部分商品化的儿童文学对读者来说，无论年纪大小，无论什么时候，都满足不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如果文学的精神内质可以靠年龄层来划分，那么这将是对文学普遍性、穿透性和感染力的极大否定。

    布鲁姆所编选的故事与诗，总有超越孩子理解力、感知力的“冰山基底”。换言之，他丝毫不在意孩子能否认知全貌(即使对于专业读者都很难达到)，而是激发他们理解的愿望与潜能。它包含对复杂与微妙的感受，对矛盾冲突的反省，对寻常之事的怀疑。而这些，正是信息时代，读屏时代所匮乏的精神要素。“我的学生跟之前的学生一样有天赋，但他们阅读得很少。从某种角度讲，妨碍他们阅读的是风气”。“如果有读者发现哪部作品不是很好理解，我的建议是，你要有耐心，要坚持。只有拓展自己，利用过去你尚未使用的能量，你才会对自己的潜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儿童如何读，读什么，是困扰家长的高频问题。太多的推荐必读、选本绘本，让人无所适从。症结在于成年人总爱纠结细枝末节:如在某个年龄段适合读什么，如何让孩子去读“有意义的书”。它从侧面说明，“成人本位”的阅读观的强行输出、框架设计与刻意引导。这往往超越儿童心理，沦为一厢情愿。这类问题通常忽略阅读作为趣味习惯的自发性，作为个体选择的独特性，作为精神活动的非功利性。“随着智力和悟性的提升，我们会认为内心中最好和最古老的东西是其他人所不懂的”。作者自言：“我不想指出具体哪个故事或哪首诗歌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因为我认为这本书就像是一片开放的田野，读者徜徉其间，会发现适合自己的诗文或故事。”

    布鲁姆为孩子编选的作品，源于一种可贵立场——没有专业精英的优越感，绝不低估儿童的智识情感，并不区分成人与儿童的阅读界限。编选儿童读物，并不意味粗劣的简化，粗暴的“降维”。这种态度只会造就更多的愚笨低智。这不是对孩子的“照顾”，反而是编选者的懒惰无能，对儿童情智的鄙视。《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有富于深意的提醒——“聪明孩子”。它说明优秀的读本，要面向孩子走向卓越的成长性、开放性与变易性。好的故事，可从幼年读到老年，内涵并不过时。因为其意义总伴随读者年龄，不断被发现、叠加并更新。哈罗德·布鲁姆的编选志趣，与他毕生的文学批评事业一样宏大。他不仅是面对孩子，更是面向孩子走向理性、成熟与智慧的“实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