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地区村庄的乡村振兴，当务之急是变乡村治理体制为城市治理体制，让其治理形态与空间形态、产业形态相匹配；典型农区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核心是提升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生态功能区村庄的乡村振兴，或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将人口成建制地迁出，或发展一些特色产业和特色村镇。

    ■ 陈明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相应地，我们也可以把我国的乡村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第二类是典型农区村庄，第三类是生态功能区村庄。

    如何在三大乡村空间格局下分类推进乡村振兴？首先要深入了解这三大空间格局下不同类型村庄的特征与走向。

    第一类村庄中，城中村和城郊村，在空间上已经处于城市内部或城市周边，但在行政区划上或者说组织形态上还保留了一部分乡村特征；经济发达村，主要是指那些超级村庄，比如华西村、永联村、南街村等等，它们通过发展工商业逐步成长为发达村庄、富裕村庄。这类村庄处于乡村和城市的一个过渡地带。它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农地，村庄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又没有完全融入现代意义的城市。村庄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产权秩序、治理结构都表现出介于城乡之间的特征。

    城中村、城郊村是农民进城的一个落脚点，实际上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一个出发点。近年来，我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周边的这种城乡接合部的地方都在急速膨胀。以超级村庄为代表的大量经济发达村，已具备独立发育为小城市的潜力，能够实现就地城镇化。事实上，有些村庄通过吸纳周边人口和村庄，包括发展工业，人口已经达到几万人甚至上万，完全可以自己变成一个小城镇。这类村庄的“乡村振兴”命题，实际上已转化为如何让这些村庄有序融入城市的问题，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变乡村治理体制为城市治理体制，让治理形态与空间形态、产业形态相匹配。

    第二类村庄是典型农区村庄。典型农区是耕地规模大、生产条件好，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区，大体上覆盖了现在我们划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的保护区，比如江苏、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当前，典型农区的一个基本格局是，具有在城市谋生能力的人群大多已经进城定居或者稳定务工，常住在农村的主要是专业农户和一些留守群体。

    典型农区实际上是开展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这里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这个任务主要靠正在崛起的专业农户来承担。现代农业本身不需要大量的人群堆积在一起，在农业生产大量环节分化成纵向的规模化以后，比如有了农业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仅仅进行地头生产环节的农民，分散居住更具有经济的合理性。典型农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顺应、把握和引导人口布局的变动，根据村庄规模的合理分化，引导人口向较大规模的村镇或者小城市集中。衰退型的村庄也不要全部拆掉，一些好的建筑可以保留下来，把村庄收缩为专业农户的居住点，让他们有农业生产用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当然还要配套对土地制度、集体经济制度、财政支农政策进行调整，使之与专业农户生产经营的需求相匹配，为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夯实基础。

    第三类是生态功能区村庄。生态功能区主要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西的广袤土地上。这一类村庄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或两个区域，一类是人口稀少不适合人类生产居住的地区，属于生态保护区；一类是人口数量还不少，具备一定的生产基础和条件的地区，可以划入生态建设区。生态功能区的特征是，本地的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或者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人口难以就地与其他的生产要素结合，那么，这里的乡村振兴主要是做减法。据统计，1990年到2018年，我国的自然村从380万个减少到240万，平均每年减少5万个，如果除去村庄合并的因素，村庄自然消失主要发生在生态功能区。可以预见，未来这类地区人口减少、村庄消失的速度不会放缓，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些特色村庄。

    生态保护区的乡村振兴，主要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将人口成建制地迁出，并且通过合理的土地补偿政策和就业政策进行妥善的安置；生态建设区的村庄，有一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这些地区可以优先发展一些特色产业和特色村镇，但由于产业的容量和承载力十分有限，这种发展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状态，因此，这类村庄的乡村振兴，还是要以城市化带动下人口流出为基本前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据“陈明农政评论”头条号视频整理，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