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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电影《唐山大地震》和《一个温州的女人》分别改编自其小说《余震》和《空巢》，广受关注。张翎擅长书写女性，注重展现女性在艰难处境中的坚韧品格。在新出版的《廊桥夜话》一书中，张翎将目光投向偏远农村的女性，为读者展现了“五进士村”三代女性的坎坷故事。近日，中国妇女报《新阅读》专刊就本书采访了张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谷雨实验室）讲述了一个被拐35年的农村妇女的寻亲之旅。贵州兴义的德良被拐到郑州的一个村庄，在这里养育了2个孩子。然而她在这里仍旧格格不入，没有名字，语言不通，并出逃了两次。巧合的是，远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作家张翎在听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后，以此为蓝本写了小说《廊桥夜话》，于2021年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因住在偏远贫困的五进士村，杨家三代儿媳的进门都与“瞒”和“骗”脱不开关系。李月娇逃跑过两次，为了一双儿女又回到家中，成为阿贵妈。她的婆婆年轻时跑了三次，后以摔断腿告终。儿媳阿珠，从越南来，难以回乡。如果说《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让人关注到被拐女性的残酷命运，那在《廊桥夜话》中，张翎赋予了这些女性以血肉与灵魂，让人得以进一步窥见她们身上的坎坷故事，她们的挣扎与反抗，喜悦与悲伤。近日，中国妇女报《新阅读》专刊就本书采访了作家张翎。
乡村里苏醒的女性意识
记者：书里有个细节，阿贵妈生完孩子后便没有人再叫她原名李月娇，但是阿珠在生完两个孩子后，大家仍旧喊她阿珠，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深层含义？
张翎：阿贵妈生儿子是在20世纪70年代，正处于“文革”后期。而越南新娘阿珠生儿育女的年代，却是在几年之前的当下。这中间相隔的40年，正是中国发生惊天动地的巨变的年代。即使是在相对疏隔的五进士村，外部的变化也会造成裂缝，渗漏进微妙的影响。阿珠这一代的女子，虽然仍旧在为生存挣扎，但女性意识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苏醒。尽管她是为生活所迫嫁入五进士村，但她对感情生活却也有自己的追求。一桩并无感情基础的物质婚姻，却因着男女双方的良善，最终结出了理解的可能。风气所变，阿珠这一代女性的自身存在已经不再像40年前那样仅仅以儿女来界定。由于篇幅所限，这个过程并没有在小说里得到全部展开，但“阿珠”的名字得以在成为母亲之后保存，这本身就是40年巨变的隐喻。
记者：阿贵妈出逃了两次又回来了，她婆婆出逃三次也失败了。这些女性的出逃失败是否是必然？如果她们成功出逃，会是什么样？
张翎：出逃是必然的，一个人对自由独立幸福的追求来自血液，无法剥夺。出逃的结局却是无法简单猜测的。一个人的命运走向是由多重社会原因和个人性格机遇等变数推致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总体是在以螺旋形方式进步，越久远封闭的年代里，女性所受的限制越大，在陌生环境中生存的可能性越小。五进士村里阿意是一个成功逃离的例子，她的逃离是以教育为出路，而非像她的前辈那样仅仅是离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但她的逃离也是有沉重代价的，是一整个家族（尤其是哥哥阿贵）做出的整体牺牲来铺路的。从阿意踏上廊桥离开家乡的第一步开始，阿意一生就必须绵绵无期地为这些代价进行偿还。负罪感、疏离感、身份缺失感等等情感羁绊，注定会一生伴随她。
对宿命的无奈、感伤与搏斗
记者：书中好几次出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这表明是阿贵妈决定让阿意不走她的老路，还是阿贵妈决定不走她婆婆的老路？又或者是其他含义？而阿贵妈没有成为恶婆婆，也主动让女儿读书走出去，她是否在无意间改变了一些传统？
张翎：这句古希腊哲学名言，在阿意和阿贵妈母女二人心中得出的是两种诠释。对阿意来说，它表明了生命过程中的无限变化。变化代表一个人一生永远在面临失去，失去的永无可能复得。从阿意离乡的第一步开始，她就失去了与故乡与亲人最原始深切的关联。但变化也代表着无限的可以探讨的空间，在科学和生活的两条路上，阿意都还可以有很多未知可以探索。但对她的母亲阿贵妈来说，“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更多的是对生活周而复始的感叹，对宿命的无奈和伤感。她的第二次出走，竟然重蹈了第一次出走的结局，都是因为身孕而回到了丈夫家中。这对她来说是第二次回到同一条河流之中，是宿命的蛮横制约。她最终竭尽全力把女儿阿意送出去读书，是将自己无法实现的对自由的渴望，折射到女儿身上。与其说她在为阿意，不如说她在为自己，与命运再做一次搏斗。这一次，她终于走出了那条河流。
记者：在故事结尾，阿贵妈对着两只燕子愤愤地说“还知道回来”，然后故事就结束了，有些让人意犹未尽。阿贵妈说这句话有什么特殊含义？这个结尾是想表达什么？
张翎：阿贵妈一生想把女儿送出到外边的大世界。如同阿意要为自己的远行付出代价一样，阿贵妈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阿意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离母亲也越远。阿贵妈心中的失落是多重的，空巢心理带来的伤痛是不可言说的，因为阿意的远行是她自己多年的预谋。她对燕子的低语是她唯一可以叙述的方式。女儿成功的代价是巨大的，是她亲手把女儿留给了远方。
把女性的命运视为人类整体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者：在后记中，“小江还说婚后女人出逃的事，至今在这一带还时有发生。”您听了这些故事忍不住眼目湿润，但是小江们对这些女人出逃的经历很漠然。这是因为小江他们对这种事见多了的漠然，亦或是贫困的环境让人麻木，还是男性对女性难以感同身受？
张翎：审美审丑或者审痛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疲惫和麻木，一个长年在手术台前工作的外科医生肯定不会面对鲜血大呼小叫，一个长年在舞台上献艺的演员面对镁光灯和观众也不会惊慌失措，日复一日的痛苦带来的麻木感也是如此。“五进士村”里发生的逃婚事件太多了，没有人会为此大惊小怪。包括小江的母亲（她是阿贵妈形象的最大灵感来源），谈及年轻时的种种经历，都是云淡风轻。年复一年的苦日子磨平了情绪的敏感性。
女报《新阅读》：您在以往的采访里曾强调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追求的也是去性别化的写作，您能解释一下吗？
张翎：对女性主义这个话题我没有特别追求，只是自然地遵从内心的声音，我把女性的命运视为人类整体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多地书写到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我更了解女性，对她们的心思意念和遭受的种种伤痛挫折有更多的理解，省去了许多跨性别想象的弯路。
记者：您写作的缘由很多时候是因为某个故事或某个人的某段经历打动了您，但是您也在无意间让人们关注了一些被遗忘或者被忽略的话题，比如《金山》关注清末在加拿大淘金修铁路的华工，《劳燕》关注战时跨国情报机构，《廊桥夜话》关注被骗农村妇女……您如何看待个人兴趣，反映社会痛点和完成作家使命三者之间的关系？
张翎：作为作家，我对各种命题、使命、关系大致上是无感的，不会去刻意想象平衡多重关系，我更多的是遵从灵感的呼唤。你所说的这几部小说都是题材和视角找到了我的，是一种灵感从众多纷乱的信息堆里跳出来扑向我的感觉。一旦灵感来了，那是滔滔之水根本无法抵御。没有灵感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是无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