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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孩”政策的落地催生了新一轮家庭与性别研究热潮。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向贤教授所著《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建构》中的有关思考，为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提供了新的启发。该书一方面为人们全面了解欧美国家的父职研究及具体实践提供了横向参照，另一方面为学界探讨当代中国父职的历史演变勾勒了纵向脉络，同时在纵横交错中对未来的父职建构提供了学理支撑。

    ■ 畅引婷

    “三孩”政策的落地，催生了新一轮家庭与性别研究热潮。统观人口可持续增长的相关讨论，大多将问题聚焦于国家如何为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提供条件。对于男性在人口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则多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比照讨论。而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向贤教授所著《为父之道：父职的社会建构》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中的有关思考，或可为生育政策的完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提供新的思路。该书一方面为人们全面了解欧美国家的父职研究及具体实践提供了横向参照，另一方面为学界探讨中国父职的历史演变勾勒了纵向脉络，同时在纵横交错中对未来的父职建构提供了学理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和社会实践意义。

    确立父职研究的独立范畴

    人类社会自家庭诞生之日起，父亲作为男性的一种基本身份，在社会发展中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将父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探讨父亲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或功能，则是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和妇女运动的产物。在西方，父职研究早已成为民间运动、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该书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一方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有关父职的论述进行系统梳理，将代表自由主义路线的美国与代表社会民主路线的瑞典相对比，说明父职建构的不同思路或理念对父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将问题聚焦于现实社会，从关爱父职、缺席父职、两孩政策、非婚生育、生育观的变革、父母身份建构的困境、家务劳动女性化、男性结扎（欧美经验）、男性气质与性别暴力等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大量实证数据说明父职建构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该书认为，父职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父亲实践，主要是指男性在做父亲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权利、义务及现实需求等。而父亲身份作为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和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如何成为男性的自我认同，并在儿童成长、家庭建设、社会再生产、公民权、社会团结和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作用，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将父职研究置于个人与家庭之外更加广阔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是今后国内父职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同时，父职（包括母职）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生活的重要枢纽，在生育政策的制定中占有重要地位。

    凸显父职建构的中国文化特点

    父职不只是一个分析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形成过程。不同历史主体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主动建构或被动顺应，是父职文化形成的显著特点。该书认为，儒家通过典籍、律法、旌表、家训等途径对成年子女向父亲行孝的繁复建构，为当代中国父职及其建构奠定了大量显见和不显见的观念。这既是当今研究转型时期父亲责权变化的起点或土壤，也是理解转型期年长父亲权利/权力涨落的基础。国共两党20世纪20、30年代出台的几部劳动法中“重母职轻父职”的社会实践，一方面承接了清末维新派大力倡导的“强国保种”思潮，另一方面与调节、整合现代女国民“生育”与“生利”的双重劳动密切相关。因此，1930年代国共两党在现代工业国家建设中所制定的劳动保护政策，尽管更多偏向对母亲的保护，但也内隐着父职从儒家范式向现代范式的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调节妇女双重负担的框架，通过一系列妇女保护条例或规定，继续制度性地再生产着职业妇女的母职。如带薪生育假、幼托服务、禁忌劳动和雇主责任制等妇女劳动保护规定，通过工种和技术等方面的性别再分配，构建了母亲以无酬的日常照顾为主、父亲以有酬的赚钱抚养为主这一适应大工业生产的育儿分工制度。换句话说，父亲拥有比母亲赚钱更多的能力（而非日常照顾能力），被制度化为衡量好父亲的重要标准。这种父职和母职在建构中的二元互补和二元对立情形，既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四期保护”措施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市场经济对利润最大化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追求，不仅使女性“四期保护”的政策落实变得艰难，而且在政策法律上对母性机能的保护，还会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因此，如何在平等公正的政治诉求下，改变男女两性的传统角色，要求社会各界为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养育儿童的就业者提供保育服务，就成了父职建构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男性育儿假作为男性的一种基本权利，为父职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揭示父职建构的社会实践意义

    将父职作为一个范畴进行专门研究，不只是在学理层面探讨父职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该书不是单纯地就父职谈父职，也不是简单地将父职和母职机械类比，而是将二者置于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整体考察，说明父职和母职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互动与同构的。比如，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制定的中国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把妇女参加公共劳动与育儿公共化相结合，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女性在生育期间对父权制家庭和男性的依赖，促进了女性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但对父职的建构而言，这种制度性的支持，客观上忽视了男性在女性怀孕、分娩和哺乳期间可照顾女性、胎儿和新生儿的权利和责任；同时，用人单位单独向女性提供幼托服务的举措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责任的女性化，甚至将只能由女性完成的孕育、分娩和哺乳的“生”的责任，延长为只应该由女性完成的、持续多年的“育”的任务。因此，产假和育儿假这一福利政策不应只是女性的专利，同时也是父亲为增进与孩子的情感交流而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社会变革的层面讲，需转变的不仅是中国妇女劳动保护本身的逻辑，而且是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工、父职标准及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总之，为父之“道”究竟应该如何建构，该书提供了诸多不同于传统的思路与方法。将私领域的个人困扰与社会公共议题综合讨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看待问题的视野和社会实践的广度，而且对当今生育政策的完善和生育率的提升颇具启示。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