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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议题。数字平台的运行与影响逻辑是什么？平台的发展及研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依托平台展开的媒介实践是否带来了新的性别问题？2021年10月9日，“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在上海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数字平台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性别与劳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平台正在对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数字技术通过革新互联方式，为社会治理赋予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平台生成的权力关系及其对个体的精准控制也触发了诸多隐忧。因此，平台的技术原理与相关社会现象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关注热点。2021年10月9日，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智能传播与数字平台”青年论坛，与会学者与业界人士围绕数字平台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性别与劳动等主题进行了观点分享与交流。
平台的理论路径与社会治理实践
社会生活对互联网平台日渐加深的依赖程度使平台成为人文社科理论亟待解释的对象。与会学者对平台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审视，以寻求更具现实穿透力的理论路径。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从平台作为媒介、技术和资本的三种路径，阐明平台经济的本质是对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传播关系的重构。基于对中国平台经济特殊性的观察，孙萍认为将地方情境与全球视野进行结合与对比，将是拓展平台研究路径的有益尝试。
鉴于当前媒介研究多限于前台应用软件和人的能动性两端，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马中红教授从平台中“隐藏的技术物”——“数据中台”（数据基础设施）入手，对技术与人、自平台应用、跨平台应用以及人与技术融合四方面的可供力进行研究。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易前良认为，国内新媒体研究理论建设贫弱的关键原因在于重符号、轻物质的研究范式，他梳理了21世纪以来“软件研究”“平台研究”“算法批判研究”等三大跨学科领域的现实背景及相互关联，力求探索关于媒介技术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理论研讨之外，与会学者将目光投向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考察平台在其中的影响与前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孙宇将健康码平台视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考察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治理的平台化。研究发现，健康码运行背后的宏观结构性权力根植于由多方主体，多级行政部门和跨层级的治理体系构成的动态网络中。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算法运行标准，健康码实现了对疫情治理数据网络的中心化。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专员赵宇超则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在浙江省的实地调研，解释基层政府逐渐青睐平台化治理的原因，并总结出当下平台化治理需求带来的三种变化:一是呈现出“平台产业综合体”的特质，二是数字化创新成果显现出“自上而下的创变”和“自下而上的呼声”间的矛盾，三是带来了基层社工大量“不可见”的“平台化数字劳动”。
身份再造与隐蔽歧视：性别化的数字平台
在数字化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警惕算法对性别偏见的固化一直是性别研究关注的重点。此次青年论坛特设“数字化性别”分论坛，与会学者围绕人们依托数字平台展开的丰富媒介实践，透视智能传播催生或固化的性别权力网络。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潘莹以细致的经验研究，考察作为“算法系统”的平台与女性主播之间的多维、持续性关联，揭示媒介技术如何在商业化语境下对网络内容生产者进行支配。潘莹发现，这种支配方式往往是渐进、隐蔽和游戏化的，主播在自我调适的过程中对平台商业逻辑进行内化，逐渐主动嵌入平台算法而“成为系统人”。
身份再造是网络媒介实践中突破传统性别秩序的一类尝试。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许婧聚焦粉丝圈层中“妈粉”这一粉丝身份称谓，通过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寻找这一群体操演“母职”身份的动机与过程。研究发现，“妈粉”是一种流动中的身份共识。这类粉丝在与偶像的互动中投注了近似“母子”的亲密情感，借用“母职”指称来摆脱异性恋框架下常见的“偶像-粉丝”关系，实际上却难以拒绝现实“母职”中暗含的性别秩序、权力和意识形态。
性别问题从来都是多重社会因素的交叠地带。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李海力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旭将目光投向跨文化的平台交往行为，探究澳洲某一同性交友软件语境中的种族排斥、偏见和歧视。研究表明，种族主义以隐蔽的方式内嵌于西方数字平台的技术设计中，华人女性在澳洲社会的疏离感和受排斥感在软件使用中进一步加强。
算法规训与应对：数字劳动的微观图景
在互联网催生的诸多社会变革中，就业形态变化对人民生活产生着基础性的影响。与会学者或做历时性的理论抽绎，或聚焦特定群体进行经验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呈现了数字劳动的微观图景。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主旨发言《平台经济中的“逆向劳动过程”》中提出“逆向劳动过程”这一概念，以点明平台经济与传统产业的一个本质区别：传统产业中资本面临的问题是把购买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直接出卖劳动本身，资本面临的挑战则是维持劳动的稳定性供给。项飙进一步用人类学的概念“关联性”去解释平台经济的主要动力来源，以关联性为核心的平台经济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与反思能力，或许可为平台研究的未来提供启示。
创意劳动者是近年来平台催生出的重要职业群体。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叶韦明与硕士赵鹿鸣的研究看到了劳动者在与算法系统互动中复杂的情感关系，分析他们如何感知、理解和修改平台推荐的算法系统，从而概括出创意劳动者与算法系统互动的民间理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天则用“数字灵工”来指代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内容创作、提供线上文化服务的青年群体。她的研究发现，知识性的劳动能够通过创意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也会导致“数字灵工”进入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陷入“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等困境。
在互联网平台的普及、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催化下，直播带货成为个体参与经济生活的新形式。复旦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曹钺的发言聚焦弱势群体的直播带货行为，认为其构成了一种基于“生存伦理”的小众经济活动，他们在能动调用平台可供性以维持社会临场感、本真性印象的同时，也深陷诸如二次伤害、言语欺凌等风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姬广绪则根据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结果，解释年轻彝族主播们如何借助数字平台将日常生活媒介化，并剖析其建构“贫困景观”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