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汶蓉
自2013年以来，我国结婚率从9.9‰连续下降至2020年的5.8‰，城市青年婚恋意愿低迷，特别是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低结婚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世界范围看，婚育率走低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趋势，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价值传播和日常生活世俗化、理性化的结果。从我国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看，数字经济和网媒传播的发展，家庭物质条件改善和少子化的叠加，以及家庭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交织，共同滋生了婚姻风险化的社会认知，造就了青年人消极的婚恋观。
首先，对婚姻生活感知的风险化。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婚姻的稳定性和人生历程的自然性消解，青年人产生了“结婚不如单身”的思想观念。一方面，青年人感受到择偶和经营婚姻家庭生活的艰难性，需要时间、精力和情感的大量付出。而个人生活却在餐饮、外卖、家政服务、网络娱乐等单身经济的发展下变得容易和轻松愉悦。另一方面，媒体对明星、公众人物的婚恋轶事，以及社会极端婚恋纠纷的密集报道，强化了婚姻不稳定的风险感知，降低了青年人投资婚姻的意愿。尤其是近年来，媒体对“婚姻暴力”“母职惩罚”“密集母职”“丧偶式育儿”“中年老母”等议题的集中讨论，在唤起全社会关注女性权益保护的同时，也带来青年女性“不婚不育保平安”“谈恋爱不如搞钱”等将婚姻生活与个人福利和价值相对立的观念。
其次，对婚姻分工和认同的模糊化。婚姻从根本上是一个两性分工合作的制度，但随着青年人的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趋强，家庭分工和规范日趋模糊。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和经济独立能力的显著增强，“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传统分工模式式微，但男性家务能力并没有相应显著增强，两性合作缺乏公平和角色互补的基础。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长期以“唯一希望”为生活中心，导致青年男女都倾向于与自己父母共生，习惯于向父母寻求经济和家务支持。在代际纽带的庇护下，青年人对婚姻纽带的诉求下降，产生“不知道为何要结婚”的困惑。即使结了婚，也往往因为没有分工合作的凝聚力而缺乏协商基础，婚姻决策容易演变为权力博弈。当下被网民热议的孩子冠姓权、房产所有权、家务补偿权等问题都显示了婚姻共同体意义的下降，以及婚姻分工和认同标准的模糊性。
再次，婚恋理想的抽象化和超现实化。一方面，网络拟态环境建构了极致的情感体验，破坏了对真实情感和亲密关系的吸引力。大量“爽文”“爽剧”和电子游戏以让受众获得即时满足为目标，通过超完美和超现实的人物形象和情爱场景刺激，使人轻松获得“浓缩和极致化”的快乐体验和情绪价值。“交友不如打游戏”“谈恋爱不如嗑CP”的流行语反映出青年人满足于脑补和幻想产生的极致快感，而对现实生活中“乏味平淡”“充满烦恼、责任和压力”的人际交往缺乏兴趣。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更新的规模之广和速度之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年人的生活参照系。体面的婚恋生活被精美商品和消费主义裹挟，青年人对婚姻抱持超现实期待，选择进入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条件也更加苛刻，导致部分青年人错过择偶和生儿育女的最佳时期。
概括而言，当下青年人的消极婚恋观是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现代性挑战的集中体现，也是加速变化社会中日常生活缺乏稳定预期和积极人际联结的困境写照。与其说当前青年人“不想结婚”，不如说他们是“害怕结婚”，担心“理想婚姻不可得”。因此，加强家庭支持系统建设，提升家庭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提振婚育率的根本。而国家则需要着眼于长期战略，加强政府、社会、家庭的协同合作，整体性地建构家庭生活的友好环境，大力发展家庭生活教育和服务，支持青年人在反思和实践中形成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婚恋理想。
首先，家庭政策要多管齐下，降低大城市青年人结婚、住房和育儿的成本，还要引导和构建性别平等、支持家庭生活的企业责任和社会环境，在制度层面重塑婚姻家庭生活的吸引力，在时间分配和价值评价中肯定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正当性。
其次，大力培育社会凝聚力，鼓励和指导社区层面开展家庭互助活动。研究表明，从小缺乏与弟妹互动经验的青年人更害怕结婚生子带来的麻烦，这也构成少子化趋势难以逆转的微观原因。加强邻里关系建设，既可以补充社会化、市场化家庭服务的不足，降低青年人孤立无助的风险感，还可以培育孩子的群体生活适应性，习得真实的人际连结能力。
再次，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不同特点，设计和落实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家庭生活教育和指导服务体系。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要通过专题讲座、团队实践项目等形式，普及生命历程和人际交往科学知识，引导学生反思家庭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探索自我的需求、亲密关系的意义，提升个体践行家庭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对于大学生和成年人，要通过系统开展家庭关系教育、亲职教育、性与性别教育、婚姻生活教育、家庭生活资源管理等课程，帮助青年人认识自我，探讨社会性别关系和沟通技巧，形成正确的性别平等观念和符合自己现实情况的婚恋理想，激发青年人面对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潜能。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