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对性骚扰的规范判定首先采用受害人意愿标准，明确了性骚扰案件的私法请求权基础，为权利人主张权利以及国家机关实施法律，提供了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

    民法典一方面扩充了可能承担责任的“单位”范围，即不仅限于用人单位，还包括机关、企业、学校等可能形成权力关系的单位；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单位责任的义务前提，要求单位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

    在全国性法律中，民法典首次剔除性骚扰致害对象性别要素，通过使用“他人”概念，实现了对一般公民的普遍性保护。

    民法典就性骚扰的私法规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有关规定的贯彻和落实还有待实践层面深入探索，如通过司法解释、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实践中性骚扰行为的定性标准、举证责任的制度安排、损害责任的承担形式等。

    ■ 赵健旭

    “性骚扰”在学术研究中，既包括“性”骚扰（即对性自主权的侵犯，表现为以性为取向的性暗示、性挑逗、性暴力等行为），又包括“性别”骚扰，主要指针对性别展开的歧视性行为。民法典出台前，性骚扰的规范内涵散见于各地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一般被认为与侵犯性自主权相关，“性别”骚扰则不在性骚扰规制范畴内。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9号一般性建议中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即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