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第1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她创作了“无人称自传”的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用个人故事来表达社会历史，其作品并不仅是关于个体照片和记忆的故事，还充满了多数人记忆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融。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什么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
■ 谢鹏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第17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这当然可以视为女性创作的又一巨大成就，但与所有实至名归的诺奖得主一样，她的创作必然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对于人类生存或历史认知的抱负、人类文化意义、世界重建的价值以及“人性”深度思考的揭示。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写个人，更要写出多数人的记忆
埃尔诺偏好“记忆”、时间的写作主题，在形式上开创了“无人称叙述”的新路。她耐心、持久而专注地编织着极具个人辨识度的“回忆之网”，形成了一个晶莹的棱镜。她对身边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边缘群体投入了她温暖的关切，在城市漫步和游走中见证生活更本真的样子，而非沉迷于作家个人化的世界。
虽然自1974年开始，埃尔诺陆续创作的15部著作都基于个人的内心历程：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关乎作者父亲的回忆，《一个女人的故事》则是关于母亲的回忆，回忆童年的《单纯的激情》，等等，但之后，她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演变，“一切事物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这相对个人记忆的流逝更加紧迫而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她开始精心设计“社会自传”《悠悠岁月》，“寻找并展示更为普遍的、集体的机制或现象”。
2000年，她曾经到过中国，在北京和上海感受过中国的样子。她不是追寻历史学家著作中的记忆，而是见证鲜活生活现场中人的记忆，去揣测街头、公园所见民众对于童年、对以前各时期的记忆。埃尔诺的写作有一个宏大的指向，“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
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
埃尔诺创造了一种个人传记写作的新路——“无人称自传”，即写作中“从头到尾都不用第一人称‘我’，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我们’”。这种做法，部分消解了一般女性传记写作中“我”的封闭性和专断性，呈现出一种互动性，给读者共同回忆和自我创造的可能。如果读者能够积极回应作品的邀请性，调动起个人的生命经验、回忆和感受，就会不自觉地进入她流动而绵密的文本中。
在电影工业、虚拟仿真技术尚未发达的年代，照片成为连接我们与旧时光的唯一物理凭据。她写作的缘起往往是因一张老照片的激发与追寻。埃尔诺的记忆书写是根据“从童年到进入老年的各种不同年龄所拍摄的照片的凝视”来勾勒社会的进程和一种生活的内心历程。
她凝视废墟边上咖啡馆里的女人、影片中女星热泪盈眶的面孔、一条人行道上交错而过的男人，等等。《悠悠岁月》的开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生活场景和镜头，仿佛一个电影脚本。开篇第一节，从第二句话开始，大量出现句末没有标点的段落，用一种创新的形式提醒读者，这些内容是情绪上连贯的图画。之后，她从一张照片切换到另外一张，有时会详细写“一个在布满卵石的海滩上穿着深色泳衣的小女孩的黑白照片”，有时又切换到某部电影或者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有时又转到法国的别样风景。
在照片凝视后，作家做了一些呓语般的、哲理意味的论述，在这些跳跃之间有时会有明确的碎片的照应，体现出作者对于结构的精心设计。照片和场景转场之间的文字是连接、放大意义不可忽视的部分，是读者要去摸索作者幽微心灵和情感所在。“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照片本身只是记录，只有深情凝望照片，才有导出记忆的可能。作家敏锐地知晓对哪些人生旧照的凝视与现实生活场景的观察，以及对这些图景的遴选、组合、阐发能促进对于人类情感、思想的认知，并借助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埃尔诺运用个人的故事和一帧帧照片去理解、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拓展了女性文学的视角，“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
现实主义回溯中的现代因素
译者吴岳添曾谈到埃尔诺写作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指出她充分借鉴了几位大师的风格：勒克莱齐奥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批判，莫迪亚诺的虚实相间的手法，佩雷克通过详细列举具有时代特色的物品来唤起人们的回忆。在埃尔诺的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社会学家布迪厄、哲学家萨特的思想印记。就其作品的政治维度而言，她是萨特的忠实读者，认可萨特的文学观：说话就是行动派，写作就是行动。
埃尔诺的作品题材朴素，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在历经现代主义众多流派洗礼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中，既代表了某种回归传统，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某种升华”。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学格局中，现代主义逐渐成为强劲的话语。现代性和革新意味理所当然是埃尔诺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她的创作始于法国“新小说”衰落之际，但她折回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她作品中有丰富的具象场景，每一个片段中的时间、地点、事件相对确定，对于旧照片的描摹多为白描式的。她的文字中始终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底层书写立场，其写作鄙弃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巴黎地铁中转站、盲人流浪汉是她观测社会的窗口，她还是为数不多的走上街头的作家。她的文字中批判现实的讽刺意味也是清晰的。她说，“我的信条只是诚实和准确”。
回顾最近几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得主，她们也并非一味追求现代意味的形式创新，无论是爱丽丝·门罗以家乡安大略省小镇上男男女女的情感、成长、婚姻生活为对象，还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个战争遗民的纪实性访谈，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框架，只辅以现代叙事的手段。传统传记的框架、个体笔记、摄影的现实主义因素给予作品基于现实感的强大生命力。
埃尔诺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元素在于女性心理的深度揭示——亲人之间“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叫作‘内心的流亡’”。就其作品的叙事方式而言，她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主导叙事的手法，也很有些意识流小说和新小说的味道”。这种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是其独特风格所在。
埃尔诺作品的迷人之处在于——小说看似可顺畅进入，但是读者常被“扰乱思绪”，发现其作品并不如书名《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孩的记忆》《悠悠岁月》表面那般通俗，而是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文本，“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它并不仅仅是父女关系、母亲往事、照片和记忆的一般记录，而是关于亲情关系、成长、记忆抽象的文学表达实验。如她所说，“写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什么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