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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文化周刊·什刹海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五)

“沉浸式”的战地体验


    只有亲历过洞中的憋闷,才能体味到这“大平原的村外”是何等辽阔旷远;也只有体验过战争的紧张惊险,才能深悟此刻孙犁的心情如“雨过天晴”般的舒爽和愉悦……

    ■ 侯军

    新闻观念的演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初入新闻记者行列时,领导和老师都一再强调写新闻要“客观公正”“尽可能不带主观色彩”。因此,当时写稿是倡导“无我”的,似乎在报道中一旦“有我”了,就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新闻传媒步入信息时代,新闻观念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新闻不再拒绝“有我”。近来,我发现一种被称为“沉浸式报道”的时尚观念日渐风行。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比较标准的答案是:“沉浸式报道是一种以第一人称叙述让观众获得新闻故事和情形的报道生产形式。也就是说,沉浸式报道旨在让观众有置身于故事之中的感觉,因此称之‘沉浸式’”。

    读罢,我立即想到了孙犁先生的名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当年孙犁先生所写的,不就是一篇典型的“沉浸式报道”吗?

    (一)

    在《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的结尾,作者标明“1944年于延安”。据此推断,这应该是孙犁初到延安时的作品。因为在文章的开头,作者清楚地写明:“1944年3月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可见,这是他在奔赴延安前夕的“采访实录”。就其新闻时效性而言,应该说还在“保鲜期”里,尤其是对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读者而言,孙犁所写皆是冀中抗日第一线亲历亲闻的新鲜事儿。

    文章一开头,孙犁就切入了主题:“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得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

    孙犁所说的“洞”,就是后来因电影《地道战》而广为人知的“地道”。在本篇中,“洞”成了他在游击区生活的重点,自然也是文章的亮点——

    文章第三节的小标题就是《洞》。作者写道:“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1942年5月1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接下来,作者的“沉浸式报道”就上演了——“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而对于“进洞”的过程,堪称是“沉浸”的典范,孙犁写得更加真切——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形的姿势入了横洞。

    ……

    说实话,我们以往对“地道”的了解,皆出自影视片的“再现”,包括我自己,从未想到“进洞”原来如此艰难。而读着孙犁先生对自己进洞过程“从身体到心理”的精细描述,我们仿佛也在窄不容身的地道里,头朝下折转了一回。这样的直击和沉浸,把读者完全带入了彼时彼刻的场景之中,其现场感和体验性,确是一般的客观叙述所无法达到的。

    (二)

    更为难得的是,孙犁还真切地描述了一次敌人突然来袭,他随着乡亲们一起“进洞”的惊险经历——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边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地说:“可好了,三槐来了。”

    从这时,我才知道三槐是个守洞作战的英雄。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弹带到第一个翻口去把守。

    ……

    孙犁写他随着三槐“守翻口”,这一笔既是一个铺垫,也是一个转折。接着,孙犁以三槐自述的口吻,讲述了他那次“守洞作战”的真实故事——

    “那是半个月前,敌人来‘清剿’,这村住了一个营的治安军。这些家伙,成分很坏,全是汉奸汪精卫的人,和我们有仇,可凶狠哩。一清早就来了,里面还有内线哩,是我们村的一个坏家伙。敌人来了,人们正钻洞,他装着叫敌人追赶的样子,在这个洞口去钻钻,在那个洞口去钻钻,结果叫敌人发现了三个洞口,最后,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洞口,还是那个家伙带路,他又装着蒜,一边嚷道,‘哎呀,敌人追我!’就往里面钻,我一枪就把他打回去了……”

    在这里,孙犁还采用冀中方言,把三槐绘声绘色讲述他与伪军连长隔着洞口的一大段对话,如实记录下来。在那一大段“自述性”文字中,孙犁一直是一个冷静的记录者,不加任何评述和描写,全凭 “亲历者”三槐以非常出彩的方言土语,演绎出当时敌我双方的对峙和结果,同样展现出身临其境的“沉浸”效果。

    在这一节的结尾,孙犁又以三槐的一段质朴而动情的话语,收束全文,三槐的那段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足以让读者跟他一起,“眼里出了汗”!

    (三)

    围绕着游击区的这些“洞中日月”,孙犁并不回避自己心情的“阴晴云雨”——

    先是写到“由阴转晴”,他写道:“过了几天,因为每天钻,有时钻三次四次,我也到底能够进到洞的腹地;虽然还是那样潮湿气闷,比较起在横洞过夜的情景来,真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了。”

    接着,写到“阴晴不定”:“我们俩(指三槐)就住在一条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他不叫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

    经过这几层铺垫,孙犁终于等来了与三槐一起出村散心的“艳阳天”——而这个心情的“艳阳天”,却要“等到天黑”才到来。孙犁先生这一段《村外》的文字非常精彩,时常被现今的老师们在讲解孙犁文笔的课堂上引用——

    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见我这样,就说:“咱们唱个歌儿,不怕,就冲着燕赵的炮楼唱,不怕。”

    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远的燕赵的炮楼在烟雾里的影子,我没有唱。

    只有亲历过洞中的憋闷,才能体味到这“大平原的村外”是何等辽阔旷远;也只有体验过战争的紧张惊险,才能深悟此刻孙犁的心情如“雨过天晴”般的舒爽和愉悦。跟着孙犁的笔触,似乎也能感受到彼时彼刻孙犁“出洞见天”的心境——啥叫“沉浸式的战地体验”?我想这就是了!

    孙犁先生写作这篇文章时,自然不会想到当今的时髦理念,他不可能先知先觉。然而,写作从来就有规律可循,而“引人入胜”“亲临其境”等,自古就是为文者最看重的一条“铁律”。新闻观念愈是与时俱进,愈是应该接近这条“铁律”——孙犁先生只不过是在近80年前,在自己的这篇战地特写中“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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