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曾不无自豪地写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句，而孙犁先生在多年之后，忆及自己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时，似乎也是不无自豪，且满含深情。

    ■ 侯军

    孙犁先生的编辑生涯，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除了进城以后，长期在天津日报“耕耘”报纸副刊的名牌老字号《文艺周刊》，其坐标还算相对稳定之外，此前十多年的编辑工作，照孙犁自己的说法，是“向来萍踪不定”的——在冀中平原，在阜平山地，在抗战烽火中，在衣食不继时……孙犁先生又是怎么一边当记者，一边编副刊，还抽空搞创作的呢？近来重读孙犁，我一直沉浸在他那淡雅平实的文字中。我一直在寻觅着孙犁早年的编辑路径，一心想“探看”一下：他当年的“编辑部”是个何等样貌，他又是如何在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险环境中，编辑出至今还被新闻和文学史家们所看重的一篇篇佳作、一本本期刊的？

    孙犁先生在1982年曾给朋友写过一封《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信中简要谈及他的“编辑阅历”：“我编过的刊物有：1939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1941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两种刊物，都系油印。1942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1946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1949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

    那么，这些曾经发散在村镇山乡、机关部队的报纸副刊或文化期刊，又是怎样“编辑出炉”的呢？作为编者的孙犁，晚年曾多次忆起当年的实况——

    孙犁参与编辑的第一份刊物，是油印的《文艺通讯》。在孙犁的《在阜平》一文中，他写道：“1939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这应该就是晋察冀通讯社的编辑部了。孙犁在这里写下了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据我初步考证，这应该是全国解放区最早的一本新闻理论专著，也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

    不过，战争环境中，一个大机关是无法在一个大镇长久驻扎的，孙犁说：“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样一个小村庄恐怕容纳不下一个大的编辑部。因此，据我推测，这里应该就是孙犁等人编辑《文艺通讯》的“编辑部”了——孙犁对这个小小的编辑部有过非常真切的回忆：“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子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

    这，就是孙犁在彼时彼刻的生活状况了。从行文中分析，即便有了这块油布，孙犁依然是没有褥子、没有枕头的。文章中通篇都没见到诸如“困难”“艰苦”之类的字眼，但细细品咂一下，其苦涩之味却淡淡溢出。

    然而，孙犁写到此处却笔锋一转，写了一段当地的农家景致，好似苦茶饮后的“回甘”——“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

    1941年，孙犁从阜平山地回到冀中平原，被王林等老战友拉去编辑大型征文《冀中一日》。如果说，编辑《冀中一日》是一次有组织的、多人参与的“编辑战役”的话，那么，编副刊和编杂志，更多的就是“单兵作战”了。孙犁对此，曾有一段“夫子自道”，他说：“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这一句“人在稿存”，虽朴实无华，却内含坚质，我读到此处，几乎落泪——是啊，战争年代，随时可能遭遇生死险境，孙犁作为一个编辑，把作者来稿视同生命，“人在稿存”，既是一种信念，更是一句誓言！

    在编辑冀中文联出版的油印刊发《山》的时候，孙犁对编辑部的描述十分具体：“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东头，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堆满农具，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的房子里。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对编辑《平原》杂志，孙犁先生也曾做过详细的回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孙犁所辞谢的这位女同志，就是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柳溪。在给《柳溪短篇小说选集》所写的序言中，孙犁顺笔写到了他当时的“编辑部”：“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捎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和座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孙犁说：“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

    1962年8月，也就是在受命编辑《平原》杂志的15年后，孙犁先生为朋友抄录来的第三期《编后记》，又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回忆这段难忘的“编辑生涯”。值得留意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编辑部”，与前面所说又略有不同，显然，他从报社的“捎门洞”又“转移”到一户农家——“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遥想当年，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曾不无自豪地写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句，而孙犁先生在多年之后，忆及自己这间“烟熏火燎的小房间”时，似乎也是不无自豪，且满含深情。因为，在这个小小编辑部里，当年也曾是名贤会聚，集一时之盛也。

    读文至此，不禁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