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成实效，尚需进一步提升征求意见稿对网络暴力治理难题、痛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陈小彪建议，逐渐对网络暴力行为的类型化和定型化做出探索；明确网络暴力的全链条打击立场，夯实网络治理责任主体的各类法律责任；努力破解、析分网络暴力的因果流程密码，科学建构网络暴力的因果归责模型，尤其是网络暴力致人死伤案件的结果归责规则建构；进一步明晰网络暴力案件的自诉、公诉标准以及自诉、公诉的转化条件，赋予网络暴力被害人的诉讼自决权；探索精神法益的保护路径，明确精神法益的权利属性和需保护性。同时，需注意厘清公权力介入的合理性，力避过度干预。

    征求意见稿对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前四种情形都规定了“影响恶劣”的要件。“如何把握影响恶劣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果这类案件媒体不报道或不形成舆论事件是否就不属于影响恶劣，从而不能提起公诉？”劳东燕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五种情形而言，劳东燕分析，第一项是针对特定被害人，要求“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第2、3、4、5项分别是以普通公众为侵犯对象，属于多人、多次或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情形。按照目前的规定，针对特定被害人的网暴，造成被害人严重抑郁或失业的，就不一定能够进入公诉程序；即便引起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自杀，但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可能也会被认为不适用公诉程序。针对特定被害人的情形，是否应增设其他启动公诉的情形，值得进一步考虑。

    在劳东燕看来，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受制于现行的立法框架。在涉及侮辱罪与诽谤罪的情形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国家利益”是提起公诉的前提。

    侮辱罪、诽谤罪原则上按自诉来处理，是基于传统线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作出的规定。传统线下社会中的侮辱、诽谤行为，通常是发生在熟人圈子，影响范围比较小，会较多地考虑以和为贵，赋予被害人是否决定提起自诉的权利。

    网络时代是否已经不具备以往立法的现实条件，不应再维持以自诉为原则以公诉为例外的做法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劳东燕认为，网暴的根源是社会性的，如果仍然采取传统上个人导向的维权机制，侵害的发生机制与法律的救济路径之间就会存在错位。

    涉及网络暴力，立法上应考虑进行修改，将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犯罪，原则上改为公诉，同时允许将放弃公诉的权利留给被害人，以适应网暴行为的社会发生机制。

    征求意见稿规定，“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劳东燕告诉记者，网络暴力参与者可能特别多，选择打击哪些人，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会比较大。

    在前述四种行为人类型中，什么是“推波助澜者”并不明确，随便调侃可能都会被认为是推波助澜者，从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又会带来另外的问题。如果当事人有犯罪记录，个人、家庭甚至子孙三代都会受到影响。在公众呼吁严厉打击网暴的大背景下，如何节制行使公权力值得思考。

    要防止刑法打击面过于扩大的问题。开展网络暴力的法律治理，不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