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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被建构的历史过程。随着人口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以及国家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破解人们“能生”但“不想生”，“想生”但“不敢生”，“敢生”却“养不起”等困局？如何改变当前在育儿过程中父亲缺席的状况？如何使国家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男女两性的实际需求？如何使父职的履行更加富有成效？如何在育儿过程中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等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而且关系到人口再生产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畅引婷

    将父职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进行专门研究，不只是在学理层面探讨父职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具体来讲，随着人口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以及国家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如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破解人们“能生”但“不想生”，“想生”但“不敢生”，“敢生”却“养不起”等困局？如何改变当前在育儿过程中父亲缺席的状况？如何使国家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男女两性的实际需求？如何使父职的履行更加富有成效？如何在育儿过程中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等问题，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而且关系到人口再生产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父职实践的理解及父职建构

    国家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已经使私领域的诸多问题被纳入公共领域。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使得家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年龄结构的变化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最重大、最深刻的人口变化，必然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变迁。中国在借鉴其他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逐渐清理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强调优化生育政策，设计包括育儿和养老在内的家庭支持政策，加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包括对父职和母职的重新定义，其目的就是以政策的包容性体现生育友好以及优化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

    人口研究专家杨菊华指出，生育不仅包含着“生”，更重要的在“育”。今天，当人们由重“生”到重“育”的认知取向发生转变以后，带来的不只是人口年龄结构颠覆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由控制“生”的行为到支持生育全过程的价值导向的相应变化。

    人类社会自家庭诞生之日起，父亲作为男性的一种基本身份，在社会发展中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父职的理解和定义有所不同而已。在西方，父职研究早已成为政府决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随着人们对父职认识的不断加深，有关父职实践的各项成果不仅会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产生影响，而且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也会为人口再生产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而提高人们日常生活的品质。

    需要指出的是，父职实践一头牵着“家”，另一头连着“国”。父职建构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它受制于国家制度、公共政策、法律规制、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经济体系、社会保障、资源占有、职业收入、文化观念、舆论环境、个人生活，乃至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就其生育和育儿环境来讲，就包括制度安排、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机制等多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就其个人因素而言，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个体的个人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特点等，也会对“生”和“育”产生各种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就生育政策的实施来说，除了国家的政策导向，企业、市场、社区、包括个人都会在利弊权衡中进行取舍。各种因素之间相互联动，有时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状况不仅说明了社会变革和父职履行的艰巨性，而父职的建构和责任履行，不是男性个人的事情，而且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协同行动。父职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物质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生活的重要纽带，在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制定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父亲形象的塑造和父职履行的可行性

    尽管父职的践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新环境为新父亲形象的塑造和父职履行提供了各种可能。其一，男性研究和父职研究队伍在中国的兴起，不仅在知识生产层面颠覆了传统的性别刻板观念，而且在家庭层面形成了平等、尊重、和谐等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新型的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正在形成。其二，在世界妇女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男性研究，促进了年轻一代男性的性别觉悟。越来越多的男性已经加入妇女/性别研究和父职研究的行列，他们以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基本参照，在吸收借鉴其研究成果的同时，将男性的育儿经验和生命体验也加入了性别研究之中，丰富了性别研究的理论成果。其三，出台一系列生育政策，促使生育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男性）产假、育儿假等各项法律制度的推行，使得男性参与育儿的想象由观念变成了现实。其四，文化环境促进了父职实践的推行。尽管在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上，仍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各类媒介将“父亲”“父职”作为讨论议题本身，不仅为父职的意见表达提供了平台，而且在社会大众层面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尤其是青年与媒介的互动，使新型父职的重构成了媒介宣传的一种时尚。

    父职研究打破了性别研究中女性居多的性别界限，甚至自说自话的状况，为男女两性的交流对话以及协同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场域。许多青年研究杂志发表的大量人口生产和父职研究方面的文章，成为父职研究成果发表的重镇，从中可以折射出一代青年男女对父职的基本认识和见解，平等、民主、自由等理念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或追求，并自觉不自觉地规范着自身的行为。读者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改造自身和周边环境。随着人们性别意识的觉醒和父职文化的传播，当前在国内已经集结起一支研究队伍，许多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明证。

    父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被建构的历史过程。在多元发展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都在变化，他/她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在职业和家庭中都会有不同的专注和投入。家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场域，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家庭）角色扮演就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当男女两性的育儿经验通过理论抽象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公共知识的时候，父职建构的意义将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平等、尊重、和谐作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通过各种途径正在形成；另一方面，父职与母职在对应与呼应的过程中，会使更多的个人（不论男性和女性，还是父母和孩子）得到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幼有所育视野下缺席父职的形成机制与治理研究”（编号：21BSH1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