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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对家庭问题的探究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围绕这一议题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婚姻家庭的著作和教材。当前，中国家庭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化。新时代的家庭社会学需对婚姻家庭新问题脉络及背后概念含义展开分析，在理论视角和本土化探索上反映家庭社会学的新动向和新气象。
■ 王慧
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是“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和根基性隐喻，决定着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对家庭问题的探究，对家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也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如今，学者们围绕这一议题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婚姻家庭的著作和教材。
《婚姻家庭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最早关于家庭社会学的教材可以追溯至邓伟志《家庭问题种种》（1983年），这是中国重建社会学后的第一本“家庭社会学”专集，也是家庭社会学学科恢复后最早的一部理论色彩较浓的社会学专著。该书系统分析了家庭制度、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家庭观念和家庭演化等。21世纪，家庭社会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呈现出多元化的加速发展态势，《家庭社会学》教材也陆续出版。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婚姻家庭社会学》（潘允康）应是相对较新的一本。目前已经第五次印刷，成为社会学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广泛使用的教材。相比于其1986年出版的《家庭社会学》，《婚姻家庭社会学》的主题特色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婚姻家庭社会学基本知识的介绍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本书首先将婚姻和家庭统合起来，介绍了家庭社会学学科简史、基本理论和常用方法，并划分为婚姻编和家庭编进行专门介绍。本书将家庭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对其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回顾和展望，扩大了家庭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从而使读者能够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婚姻家庭的核心要义和基本事实，增加对婚姻家庭的理性认知，特别是学会从常识问题出发去看社会的总体构成和矛盾所在。
二是将中国“情境”因素作为理解婚姻家庭问题的理论立足点。与西方国家不同，家庭是中国社会的本源性传统，集人成家、集家成国的“家国同构”文明绵延数千年，决定了个体发展和国家治理对家庭建设的高度依赖。对于婚姻家庭而言，中国“情境”既可能体现在宏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因素，也可能体现在中观的人口结构转变和区域经济差距，甚至体现为微观个体层面的认知、情感或观念。因此，本书注重在中国情境中理解婚姻家庭问题，特别是不再笼统地把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或者单位考虑它们的结构、分类、功能等，而是将抽象图景具体描画为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读者可以进入这些概念图景，从而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思考大问题。
三是继承了家庭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传统。生活本身是多面的，婚姻家庭的问题总是综合的，所以家庭社会学要提供的是婚姻家庭生活的立体“构型”，而不是局限于单个范畴的线性推演。本书把实证研究和价值关怀相结合，不仅告诉读者婚姻家庭是什么、怎么样，还特别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的社会成因及后果，力图激发和动员读者对生活的批判性思考。如第十章就详细论述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当代价值，同时也指出了需要进行的知识改造。
家庭社会学的新面向
当前，中国家庭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化，晚婚群体扩大，生育率走低，家庭结构受到挑战，承担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双重责任的女性，也在“理想母职”和“理想员工”方面两难，这些特征构成新时代家庭建设的基本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二十大更是首次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写入党代会的报告中。家庭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家庭社会学正迎来第二个发展高潮。然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学的走向不仅受制于社会和家庭变迁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传统息息相关。因此，新时代的家庭社会学需对婚姻家庭新问题脉络及背后概念含义展开分析，在理论视角和本土化探索上反映家庭社会学的新动向和新气象。
首先，要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深刻把握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和目标任务，推动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婚姻家庭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家庭社会学应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将论述精神贯穿家庭社会学学科建设全过程，为推动家庭建设和婚姻家庭研究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其次，要构建家庭社会学的本土理论体系。在不同文明的互动和碰撞中，以西方个人主义为基准构建的社会理论在解释家庭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源于西方社会和思想脉络的解释框架，是否一定完全适用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家庭问题，这个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不断强化的本土化热潮而引人深思。无论是主张重返传统，还是主张西方理论的诠释、理解和回应，都是家庭社会学本土化的突破和尝试。
再次，要直面复杂多样的家庭问题。家庭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的制度、观念或伦理，而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生生不息并且不断流变的观念与实践，并依据独特的路径和机制呈现不同的面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新时代的婚姻家庭研究要突出问题导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议题与研究领域，更要回应家庭的新需求、解决家庭的新问题，筑牢基层社会治理之基。
最后，要重视性别视角的引入。生育问题、抚幼问题、养老问题与性别平等问题迭代，加剧少子化、老龄化和家庭危机等“新社会风险”。近年来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家庭权力与资源分配、家庭劳务分工、社交媒体下的亲密关系、母职父职、家庭友好政策等成为新亮点。性别视角的引入，可以推进家庭研究向更微观、更具体的层次发展，有助于从妇女发展和家庭建设的矛盾处入手，检视实践家庭策略的社会后果，提升家庭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为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