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悠久的中华文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不仅创造了丰厚的文化积淀，还创造了琳琅满目的物质积累。《华夏日常生活史》以开阔的人文视野、翔实的历史资料、优美隽永的文字、生动精美的图片，对中国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等生活事项进行了清晰地梳理和生动地呈现，全景式展现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嬗递图景。
■ 陈若一
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是近些年的热门课题。这或许与人们的自我意识日益清晰有关。帝王将相固然是历史的主角，但毕竟与芸芸大众的人生相去甚远，而衣食住行当中折射出的浓厚的生活气息，却更能拉近今人与古人的距离，更易于使活在当下的人们理解千百年前故纸堆中的情感。
“日常生活”这个词太过平常，以至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它的意义。人们每一天都被“日常”所包围：晨起洗漱是日常，或丰盛或简单的餐食是日常，一日的穿着打扮是日常，乘坐公交车或私家车出行是日常……这些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似乎并不值得特别关注。而我们之所以对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产生兴趣，也不过是因为时间距离的拉大带来了一种陌生的美感。
对于如此“普通”的话题，发挥创见并不容易。很多有关社会生活史的作品，停留在陈述与描绘的层面，即告知读者曾经的日常“是什么”。李志生的《华夏日常生活史》一书，也仍在延续着传统路径，分门别类地介绍着昔日的衣食住行。但本书又不满足于讲述本身，还试图去追究“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课题。在这种追索中，作者将性别视角代入其中，提供了一种看待传统日常生活的新思路。
诚然，我们对于“男女之别”并不陌生，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秩序是耳熟能详的，有些性别区分直到今日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有所体现，比如传统社会中男着女装被视为“服妖”，差可类比为当下很多人对“女装大佬”的看法。但许多历史的细节，能提供更为丰富的含义。本书对此作了相当程度地挖掘，并提供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凤冠霞帔”的历史
谈及性别视角，本书第三章《女子礼服：从凤冠霞帔说起》，也就值得格外关注。这里首先出现了一个可能的疑问：即我们一般认知中的“凤冠霞帔”，是专门指代女子婚服而言的，并不与“礼服”画等号。作者抽丝剥茧地解释了这一点：凤冠霞帔成为固定组合泛指婚服，是晚至明代才出现的概念，此前它们有各自的演进历史，两者的发展逻辑甚至并不完全相同。
从假髻首饰到花树梁冠再到帽胎凤冠，贯穿其中的首先是对“美”的追求，而后在美的基础上逐渐加以身份的含义。假髻的出现源自对“长发美女”的向往，随后一步步演变为冠与帽。而“凤”这一原本指代雄性的符号，在女性服饰上得以大肆发展，则要归功于女帝武则天的鼓噪。在长期流行之后，凤冠终于在宋代正式进入后妃命妇的礼服制度。
与此不同，霞帔的发展路径则是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从一种具有浓重宗教意味的服饰，逐渐进入俗世生活，成为普遍流行的穿着。“帔”也是身份的象征，“唐代……戴帔时间越长，表明身份越高，财富越多”，到南宋孝宗时，“后妃的常服由大袖、长裙、霞帔和玉坠子组成，自此，霞帔正式进入了后妃的礼服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凤冠霞帔”尽管作为一个婚服组合最终进入民间，但仍不同于命妇的款式。作者很明确地指出：“中国早有摄盛的习俗，因为婚礼极受重视，所以允许新人在婚礼时，穿戴、乘坐超过自己身份等级的服饰、车辆。但摄盛仅限于婚礼的六礼过程，六礼一结束，摄盛就不再被允许，否则就是僭越。明代庶人婚礼的摄盛，就是允许新人穿戴九品官妻的冠饰。”换言之，“凤冠霞帔”本质上仍是“礼服”，作为婚服只是一种“暂借”，而非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茶分男女”之说
本书另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当属“茶分男女”一说。作者开篇先举了英国茶为例，来讨论女性对茶文化的影响，指出三位贵族女性在英国茶流行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使得英国茶无形中呈现出优雅的特点，“‘茶是适合女性的饮料’这一观念，也成为英国早期贵族社会的基本共识”。
而中国的茶文化则不同：“茶的起源、推广，无不带着男性的身影；确定制茶、饮茶规矩，提出茶精神的，也都是男性；主流饮茶人群同样是男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是否不饮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她与赵明诚的恩爱夫妻生活时曾写道：“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者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本书引用《红楼梦》中描写的黛玉进贾府饮茶、凤姐以喝茶事与黛玉玩笑，也可证明当时女性生活中处处存在茶的身影。显然，烹茶、饮茶，乃至借茶做文人游戏、以茶打趣，女性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
然而由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女性无法进入中国茶文化的主流世界。本书提出了饮茶人群的两种分途：一方面更为日常化，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另一方面则更趋于风雅化、贵族化，甚至与经世治国相联系。前者中尚有可能觅得女性的身影，“有客到门，无人在户……敬待茶汤，莫缺礼数”，展现了女性以茶待客的场面。但这也是家主即女子的丈夫或儿子不在家时才会出现的情况。而后者则更是将女性排除在外，身处闺中的女子们缺少直接参与文人雅事、经世治国的机会，也就很难进入中国茶文化的中心。
对日常生活的“规定”与“突破”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一个很突出的事实便是，我们以为的很平常很“自然”的衣食住行生活，其实并非全出自大众的主观选择，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定”。它们或为成体系的制度，或是得到默认的“潜规则”，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运转着，维持着一种“日常秩序”。
当然，从性别角度来观察古代日常生活，只是本书研究视角的其中一个方面。但贯穿其中的“人为规定性”，却是一以贯之的。本书第一章的标题《衣生活中的秩序：衣料、贵贱与男女》，就透露出了这一信息。“随着人类的进化，衣服的功能……被赋予更多的规矩，用以显示夷夏、文野、上下、亲疏、男女等的不同。”食、住、行同样如此：“肉食者”成为一个阶层的代名词，意味着食物的内容有所规定；住宅的“中门”之隔，昭示着长幼、内外、男女秩序；出行时乘坐的乘具，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别。
但这种“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时常会遭遇挑战并在一定范围内被冲破。上述提及的明代庶民婚礼可以穿戴九品官妻服饰，即是在特定情境下，“规定”对现实的一种妥协。两性之间对规则的突破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才会发生了上文《女论语》中谈到的，男主人不在家时女性出门待客的场面。又如本书引用《礼记·内则》语“男女不通衣裳”，可见从很早时候，人们的认识中就存在男女衣装有别的规则。但传世文献与艺术作品中，“服妖”的情形却很常见，“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北朝民歌《木兰辞》更是干脆让着男装的木兰上了战场，甚至“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完成了一个男子建功立业的成就，可以说对于“性别规定”的突破达到了极致。
本书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贵贱、内外、男女的限制，也无处不存在着对这些限制的挑战和冲破。“礼崩乐坏”曾无数次上演，历史的进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不断推进。
电影《柳如是》中有一个情节：在钱谦益迎娶柳如是为妾的当天，她出于“不甘心”，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僭越”的要求，即希望能“像正室一样”在白天出嫁。这是不合规矩的，但在电影里，钱谦益满足了她。这固然是今人的发挥，但从柳如是的生平个性来看，这一“发挥”又并不离奇，也符合当下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取向。可以说，自古至今，男男女女，一方面皆在“规定”的日常中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寻求着“突破”，社会也在这种追寻中得以演化和进步。而从两性视角观之，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是本书在各种具象的、对衣食住行的描述之外更值得引起关注和思考的地方。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