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在京作了题为《家庭的祛魅与复魅》的学术报告，畅谈中国网络中流行的若干家庭“祛魅”的话语与学术界关于家庭“复魅”的话语。阎教授用“理性化”与“个体化”的理论廓清了“祛魅”的概念，讨论了中国知识界为家庭“复魅”的努力，分析了“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并和参会的与谈人一起交流了对中国家庭未来的期待。

    ■ 杨可 范譞

    近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阎云翔先生在京作了题为“家庭的祛魅与复魅”的学术报告，畅谈中国网络中流行的若干家庭“祛魅”的话语与学术界关于家庭“复魅”的话语，讨论“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发展，并和参会的与谈人一起交流了对中国家庭未来的期待。

    中国家庭的“祛魅”与“复魅”

    阎教授首先用“理性化”与“个体化”的理论廓清了“祛魅”的概念。他认为，韦伯对公领域理性化有深刻洞见，但未涉及私领域尤其是家庭的理性化，二者有不尽相同的逻辑和后果，而韦伯几乎没有考察理性化的性别维度，尤其是女性对于理性化的态度。他认为，家庭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家庭地位的提升，这使得曾经笼罩在家庭生活之上许多牢不可破的观念逐渐松动乃至瓦解。他沿着这个思路简要梳理了家庭“祛魅”的中外历史，并以择偶为例，讨论了当今家庭理性化或说私人生活转型的具体路径。他认为，私人生活的理性化并不一定导致韦伯所谓的“铁笼”，而能够促成一种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的人格。但家庭理性化也有需要反思之处，就是在当代很多青年心目中，家庭正从一个集体利益的目标，转变为达到个人幸福亲密关系的手段。

    阎教授继续讨论了中国知识界为家庭“复魅”的努力。他指出，“祛魅”的本意是使用理性驱逐加诸社会观念上的超自然神秘力量，一旦理性完成了“祛魅”，超自然神秘力量就完全不再被人们所相信。所以，所谓“复魅”，并非再度请回那些神秘力量，而是同样依据理性，把因“祛魅”而地位降低的社会观念重新塑造为令人信奉的。而所谓家庭的“复魅”，是一些学者目睹家庭的“祛魅”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家庭的社会评价降低后，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倡导时，对家庭的社会功能、作用、价值和意义进行带有肯定意味的反思。谈及家哲学研究、家国同构的社会理论研究、家庭韧性研究等研究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它们更多涉及总体的、抽象的、去情境化的家庭，与当今家庭面临的亲子关系紧张等具体问题有一定距离；在讨论代际团结、代际互助时，又较少谈及年龄、代际之间差异造成的紧张，而当前的家庭理性化已经引发传统家庭的代际绝对权威逐渐式微：一些研究也没有仔细研讨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问题。

    “新家庭主义”的七个特点

    在讲座的最后，阎教授分析了“新家庭主义”的内涵与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新家庭主义”为国内家庭研究学者康岚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阎教授在近年的研究中，不断丰富了“新家庭主义”概念的内涵，将其总结为以下七方面特点：重心转移、亲子一体、亲密转向、原生家庭、个体幸福、家庭成功、亲缘重组，并着重强调了讨论“新家庭主义”必须注意的三个要点：第一，“新家庭主义”呈现出“祛魅”与“复魅”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家庭的理性化导致了关于家庭的传统观念的松动；另一方面，包括“亲子关系”“原生家庭”等一系列新的话语的生成，家庭又被蒙上某种新的魔幻化意味，比如亲子关系因此而被赋予原来没有的意义，亲子关系替代了家庭关系导致家庭被窄化和被原子化。第二，“新家庭主义”建基于代际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与女性的家庭地位提高，尤其是女儿家庭地位的提高有直接关系。第三，“新家庭主义”既是不可持续的现象，也不是一个应被期望的现象。前者的原因在于，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代际之间在成长经历、人生目标，财富观念，幸福意识方面有了差异，“80后”以及更多的“90后”在整个新的代际协商、代际合作模式中，承担了太多的家庭的希望，从童年开始就充满了压力，如果失败，承受的内疚感、自责远远超出一代人。他们可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再重复父代对子代做的事儿。而后者的原因在于，“新家庭主义”下的代际团结、代际协作加强了东亚育儿文化中的家庭依附模式，延长了青年一代的心理断乳、社会断乳，有可能影响到新一代青年的独立自主人格、创造力和生产力。

    对中国家庭未来的种种期待

    在讲座之后的学术交流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刘汶蓉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索未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立玮研究员、吴小英研究员、马春华副研究员、徐宗阳副研究员六位与谈人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分享了对阎教授讲座的思考，并从不同角度展望了中国家庭的未来。

    诸位与谈人高度评价了阎云翔教授的家庭变迁/私人生活变革的历史视角，感谢他为整个家庭社会学研究带来的启发。赵立玮研究员指出，阎云翔教授基于中国婚姻家庭现实所做的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化工作一方面承继了社会学中国化早期——民国以来社会学家研究和思考家庭的重要理论议题，另一方面也在经验层面观照到了我国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婚姻家庭的变迁。阎云翔教授引入的个体化概念虽然来自西方社会理论，但他始终注意区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不同于西欧之处，提出了“没有个体主义的个体化”等概念，为中国家庭的婚姻和代际关系的变化给出了非常贴切地描述。

    刘汶蓉研究员认为，阎云翔教授所呈现的当今青年一代对于家庭的“祛魅”态度，在自己最近作的城市青年婚恋调查数据中也有所体现。刘汶蓉研究员发现，很多复杂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年轻人不愿意复制自己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与此同时，青年人对家庭加深了依赖，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择偶意愿方面，青年人都对父母的态度更为在意，他们需要父母的支持并愿意听取父母的意见。“亲子一体”在当前中国家庭中体现为培养成功的孩子而采取的种种努力，但即便做到这些似乎还是不能让家庭及其成员安心，不能带来足够的幸福感。

    诸位与谈人建议，在对青年人话语实践和代际互动的考察之外，纳入国家福利政策、社会分层、城乡关系、个体生命历程等因素，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中“家庭”内涵的变迁与不变。肖索未副教授指出，国家在不同阶段用于满足家庭需求的策略有所区别，例如当前正是希望通过培育满足家庭各种新需求的市场来服务于家庭负担偏重的领域，比如家政、养老、育儿等方面。马春华副研究员对比了西欧、北欧各国的福利政策，主张将家庭化/再家庭化的概念用于理解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的个体化还是“新家庭主义”的兴起都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密切相关。徐宗阳副研究员则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概念的弹性以及不同群体对家庭理解的差异，这些理解差异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家庭的精神内核，这可能对于思考家庭的“祛魅”与“复魅”很有关系。青年一代对家庭的不满与苛求可能是某一年龄阶段的特性，当他们度过这个年龄阶段有了新的人生体会，可能会回归到亲近家庭的态度上来。

    面对中国家庭未来发展的种种期待，吴小英研究员特别感谢阎云翔教授这场精彩的学术分享给家庭社会学理论发展所带来的启发与贡献。她指出，在家庭现代化理论难以与中国家庭变迁的实际经验契合之时，阎教授对“新家庭主义”的研究给中国家庭研究界带来了惊喜。本次讲座又进一步澄清了对“新家庭主义”的一些误解，指出了“新家庭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这背后可能存在的道德的、理性的和文化意义上的风险。同时，阎云翔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分享的中国家庭的依附性关系的讨论是特别具有洞察力、反映本土文化特色的观察，值得结合中国百年来关于青年个体与家庭之关系的论争加以进一步探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