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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日的文化元素和女性属性


    阅读提示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是当代民俗学者刘宗迪对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文化的研究专著。该书作者从浪漫星空的牵牛星、织女星开始,纵横开阖,跨越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与范畴,引经据典,以多重视角聚焦七夕传统节日的流变与文化内核,揭示了七夕节日的女性属性和异域渊源。

    ■ 李亚妮

    《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是当代民俗学者刘宗迪对中国传统节日“七月七”的研究专著。原版名为2013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的《七夕》,是“节日中国”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浪漫星空的牵牛星、织女星开始,纵横开阖,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宗教等学科,越汉魏、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引经据典,辨伪去妄,小巧而精致地呈现了七夕文化的流变与文化内核,观点新颖,颇有价值。

    七夕流变的历史概貌

    牛郎织女的故事流传已久且家喻户晓,对牛郎织女故事流变的研究也未曾中断。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牛郎织女故事最早归为“牛郎型”或“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年,现代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从纵向的历史演变和横向的各地流传本类型故事比较两个向度,全方位论述了该故事类型在中国的流变情况,成为该类研究的经典之作。

    刘宗迪的《七夕》一书并未拘泥于故事类型的结构化研究,而是从史学角度,从先秦魏晋到唐宋明清,从探究牛郎织女故事和七夕文化的起源到七夕节日的确立,乃至宋代七夕文化的异域渊源,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七夕拜魁星风俗的跨文化研究,深入阐释了七夕文化元素的变迁。在历史流变的爬梳剔抉中,刘宗迪对七夕文化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变迁也有涉及。特别是对宋代七夕风俗及东南沿海拜魁星风俗的异域渊源进行探索,链接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层叠与变迁,为七夕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价值。

    同时,刘宗迪对七夕节日内容的变化也作了详细梳理。借助各类地方志、史志、民俗风土志等文献资料,以及宫廷诗人、文人墨客对乞巧节日的诗词赋文,从三国时期《风土记》中的乞富乞寿乞子到南北朝《荆楚岁时记》中的乞巧,清晰呈现乞巧节的仪式内容和象征意义的日臻丰富。由此可见,乞巧节不单是牛郎织女重逢的爱情故事,也不单是农妇开始纺织的劳作故事,而是与其他节日一样,是全国上下宫廷与民间狂欢的仪式活动,也是文人墨客文化交流的场域。

    七夕文化的多学科探源

    多学科跨文化视角也是《七夕》一书的一大亮点。这与作者的学术专业与学术兴趣相关。刘宗迪有气象学、文学、民俗学与跨文化交流研究等多元专业的教育与学术训练背景,他常以研究问题而非所学学科为中心。如他所言:“人文领域,没有任何问题是能够靠一个学科的知识解决的。”在《七夕》这本书中,作者跨越了文学、历史学、天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学科知识与范畴,引经据典,辨伪去妄,对有关七夕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分析。这与他的“天书三部曲”的《山海经》研究方法论相一致。

    七夕节的文化元素丰富多元,既有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也有对女性社会期待的寄托。刘宗迪则跳出单一的社会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分析,结合天文、农事、时令、物候等知识,探寻牛郎织女故事的流传及七夕节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七夕乞巧节和牛郎织女故事的来历,归根结底都与星象纪时制度有关。如《夏小正》中将农历七月夏日银河西畔的星象命名为“织女星”,且被作为七月的重要天象记录下来。织女星的命名,实则与农历七月女性开始纺织有关,将民间故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凸显了七夕文化元素中的物质属性。

    自宋代以来,城市逐步形成并蓬勃发展,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七夕风俗更加多元。特别是北方汴梁七夕风俗中的泥孩儿摩睺罗和东南沿海地区流行七月七日拜魁星风俗,这与中原地区传统的乞巧风俗很不同。刘宗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借助考古资料、佛经典籍以及民俗资料等,深入分析这些文化现象与西亚波斯文化的关联,并与传统的中原文化进行比较和探究,弥补了对七夕文化起源与流变的跨文化研究,也为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七夕节日的女性属性

    刘宗迪在书中多处提到,七夕乞巧节是一个女性为主角的节日,仪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女性,从种生到乞巧,都是女性在参与。但是,作者并没有大篇幅赞扬七夕节的伟大,也没有揶揄七夕节为女性提供的施展空间。作者科学客观地指出虽然七夕节日的活动主体是女性,但有关七夕诗文辞赋的作者,大多是男性,女性作者群体是缺失的。“七夕乞巧是女子之事,但写七夕诗的却都是些须眉男子。女子是表演者,而男人是观看者,这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学一以贯之的格局。其实男人笔下的女性,也往往只是他们自己对女性的想象和欲望的投射而已,就像京剧、昆曲中千娇百媚的花旦,只是男人假借女人的头面顾影自怜。”

    七夕文化中女性作者的集体缺失和女性被凝视的地位是与其他传统文化相一致的。但在这本书中,对该问题的探讨仍然仅限于表层,并没有深入分析。如书中较少收录或分析古代女性诗人或民间故事中关于七夕节的诗词或故事;牛郎织女故事流变分析中缺乏对织女形象变迁的深入分析;缺乏对现当代女性参与七夕节的情感体验的田野调查。这一点作者也曾感叹:“无法真切地了解那些七夕之夜在香案前向织女默默祝祷的女子们所祈求的究竟是什么心愿。”

    瑕不掩瑜,《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仍不失为系统研究七夕文化的力作,打开了多学科研究传统文化的新格局,同时也为传统节日中女性角色和身份研究提供了跨文化视角和史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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