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军
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举家南迁闯荡深圳。临行前，我向恩师宁书纶先生辞行。宁师叮嘱了我很多话，还拿出三支毛笔作为送行礼物，那是他珍藏多年的大中小一套“千秋瑞雪”。他的意思不言自明，是希望我到了岭南也不要放下手中的毛笔。
我把这套毛笔，连同妻子李瑾赠送的那支狼毫笔一起带到了南方。但是，写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毕竟到了陌生的地方，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真是忙得昏天黑地，哪里还顾得上“吮墨含毫时自娱”呢？
天下之事，常有未可预料的变化。我迁居深圳，与原有的文化土壤暂时拉开了一段距离，但文化血脉却终究无法隔断。天津的朋友们只要来深圳，总会跟我联系，我当然也会热情招待这些“他乡故知”。不少老友知道我的癖好，总会给我带些“手信”，其中常有毛笔。在天津时，我还时不时要去笔庄买笔，孰知到了岭南，反倒不用去买了，朋友们赠送的各种毛笔，我换着样都使不完。
宁师早先曾给我一个至嘱：书法要多写少示人。临行前还特意强调——“你的字，底子不错，但临习有所荒疏。50岁前最好不要拿出手。”我谨遵师教，一直未敢向人“炫耀”，以至于我在深圳，至少有十年时间，很少有人知道我学过书法。我真正把自己的书法公开展示在众人面前，应该是在2013年11月，当时，我与陈浩、李贺忠二兄联袂举办《集印为诗·三人书法篆刻展》，因为我是集印诗的作者，也被要求提交若干幅集印诗屏参展——那时我已经54岁了。
那次的参展作品，我都是用宁师所赠的“雪字号”毛笔书写。毕竟羊毫笔是从少年时就熟悉的书写工具，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而李瑾所赠的那支狼毫笔，大概从北到南，有些水土不服，竹制笔杆已有些开裂，笔头也开始松动，我自然也舍不得再用了。
二
算起来，从2013年的《集印为诗》首展，到2024年的《集印十年》巡展，我已在笔墨间已浸润了十多年，所用的毛笔也数不清了。不过，我对毛笔的偏嗜却初心未改。只不过，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从单纯的书写工具，逐渐演变成了收藏记忆的载体。
盘点起来，在我的毛笔“藏品”中，有些也是值得“炫耀”的：譬如前辈老茶人寇丹先生赠送的善琏湖笔，好友彭程赠送的他老家出品的“侯店毛笔”；好友王立夫赠送的他珍藏的“农耕笔庄”笔；好友朱德玲赠送的她特制的“境由心造”笔；老同事潘喜良赠送的他私家定制的长锋笔；同事兼好友庄锡龙赠送的报社画院的特制笔；还有一见如故的大连画家李唐先生赠送的私家定制小楷笔……
这些毛笔，我大都没舍得用，只把情谊存在心底。偶尔拿出来看看，如见其人。那次，我去老友尹连城先生家，正赶上他在整理毛笔。一见我来，他就说，“你喜欢哪支，拿走！”我翻翻捡捡，大多不太对路。他哈哈一笑，说：“我知道了，你是跟宁先生学字，他喜欢的笔确实不是这一路……”说着，连城兄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盒子，从里边捡出几支羊毫笔，又说：“这才是宁先生的菜，一定也合你的口味儿。”我接过笔一看，可不是，只见笔杆上刻着“乾隆遗韵”四字，下头的落款也是“中国天津”，从形制到笔杆完全是当年“千秋瑞雪”的形貌。我忽然记起，连城兄20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打拼多年，这笔该不是……
他笑道：“这批毛笔，有可能就是天津当时出口换汇的那种笔。我也忘了是在国内买的还是在日本买的，我使不惯，就一直在这儿搁着，大概就是在等有缘人吧——得，归你啦！”
这几支笔，我倒没“藏着”，回到深圳就泡开用了。在我的用笔历程中，它们是“雪字号”的继任者，写了十来年，到如今笔锋也已磨秃了。
若论我的“笔缘”，还有两位江苏人值得“炫耀”几句：一位是南通范曾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南开大学创办东方艺术系时，我正担任天津日报社政教部主任，时常去抱冲斋听范先生谈文论艺，宏论滔滔。我的那点书画常识、艺术美学、古诗古文、艺坛掌故……大部分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有时，他家来了重量级的朋友，也招呼我来采访一下，我也就得到多次亲聆各方大咖雅谈神聊的机缘，均令我获益匪浅。范先生闻知我喜欢写字，就从案上的笔筒中，选了两支他自用的毛笔送给我，其中一支还刻着他的大名。这两支笔我都试用过，确实好使。
另一位是徐州尉天池先生。我与尉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是在广东肇庆，我们恰好同住一家宾馆，又都与宾馆的老板相识，就这样认识了。而更深的交往则是在1997年的香港，我们一同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一次书法研讨会，主持人就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会议要开三天，尉先生显然在会场内外熟人不多，我就自然与他交流甚多——尉先生显然非常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对话，扯出一个话题，就海聊半天，总是意犹未尽。晚上，我要赶回位于港岛的报社办事处写稿，他硬是不让我走，非要让我留宿一晚，继续“神聊”不可。
转天清晨，他知道我必须离会了，就从包里取出一支黑杆的长锋羊毫，他说：“我这次来，没带别的东西，只带了这支笔——就是开幕式上我用的那支。送给你吧，一介书生，别无长物，你可别嫌弃！”
我深知这支笔的分量，郑重接在手里。从此，与尉天池先生结下了超过20年的笔墨深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