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真实，远不是影片的全部意图。影片还借由外婆这个角色，贡献了一部“与残障患者相处的教科书”…… 

　　■ 莫兰

　　十字街头，人流如织，一个穿灰色T恤的瘦削少年在过马路。人群中，姿势奇怪的他像是个闯入者，斜着半边身子，稳住重心，摆动着不协调的手脚，一步一挪，渐渐落后。一个绿灯结束，他只走了一半，气喘吁吁。绿灯又亮了，他昂着头，接着走，目光和脚步一样坚定。终于，在车辆的礼让与注目中，他艰难地挪到了对街，回头粲然一笑。

　　由杨荔钠执导的电影《小小的我》中，这短短的揪心一幕，映射了主人公刘春和前20年的跌宕人生。

　　这个男孩的命运并不像他的名字一般“春和景明”，一出生就被“宣判”为“脑瘫”，由外婆拉扯长大。等待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个夏天，母亲偷偷待产生二胎，叮嘱外婆盯着他好好学习，外婆却带着这个“拖油瓶”，每天跑公园和老姐妹们排练，梦想有一天能登上闪闪发光的舞台。刘春和遇见了活力四射的女孩雅雅，撬动了他心底青春的闸门，炽热裹挟着疼痛滚滚而来，却因雅雅的退却戛然而止。妹妹的出生撕开了不敢碰的旧日疮疤，刘春和像一头愤怒的狮子，质问母亲“把我生成这样，你们就没有责任吗？”，并自残轻生，所幸得救。母亲悔恨交加，说出多年心结。最终亲情消融了创痛，血缘弥合了裂痕，母子和解。这个夏末，以“刘春和考上师大，外婆圆了梦”画上了句号。

　　《小小的我》的本质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关于和解、蜕变与新生的故事，却因“脑瘫少年”的人物设定，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含义。

　　镜头下，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用痉挛的手拿筷子、端碗、剥蛋壳、握笔、写诗、打鼓、牵手；拖着扭曲的双腿走路、爬楼梯、过人行道；牵着歪斜的嘴角讲话、进食、大笑、哭泣……光是学着“像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他就用尽全力了。

　　这是银幕上，脑瘫患者第一次被真正地“看见”。易烊千玺的表演浑然天成，表情、神色、动作、步态惟妙惟肖，完全不像是演的——他活脱脱就是刘春和，那个睡进行李箱，抱着骨骼架，梦中重生的少年。

　　近130分钟的影片，自然地铺满了琐碎的日常细节，白描般克制、冷静、不煽情，但这些“一呼一吸间的难”却像一块块楔子，一下下敲入你的神经，慢慢拼凑起残障人士的生活图景，在不经意间撼动人心。“不渲染苦难，不把病症奇观化、特殊化”，主创者的这份尊重尤为可贵。

　　即便是东亚社会羞于启齿的“性”，影片也不曾回避。对于残疾人的感情、欲望与困境，影片没有用遮遮掩掩的叙述方式，而是大大方方摆在了桌上，容不得你不直视、不思考、不承认。

　　当然，仅仅展现真实，远不是影片的全部意图。它有更大的野心。借由外婆这个特立独行的照护者角色，影片贡献了一部“与残疾患者相处的教科书”：像对待正常孩子一样，丢开手去，让他们自己吃饭、喝水、穿衣、走路，去跑步、去打工、去学车、去恋爱、去跌倒、去受伤，你只要做一件事——爱他们就好。而外婆“逼”着筷子都握不稳的刘春和当乐队鼓手，像极了史铁生在《扶轮问路》中对好友余华的玩笑“控诉”：“自从我残废了，家人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腿；只有余华，带着我去踢足球，还让我当守门员，他不仅没把我当成废人，还没当成人！”这种“非人的折磨”，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尊重与平等呢？

　　影片中，刘春和去面试一份咖啡馆的兼职工作。店长问他：“你能站多久，走多远？”刘春和用尽全力，从这头走到那头，来回往复，直到把一遍《报菜名》背诵完毕。躲在门外偷看的外婆得知孙子被聘用后，放下手中的豆花，兴高采烈地拍打着春和：“有了工资，你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换自己的手机，上自己喜欢的大学。”刘春和却说：“不对，外婆，不只是钱，我有工作，是尊严。”

　　残疾人需要“被看见”，需要工作，需要尊严，需要“没有分别心地相待”。这才是《小小的我》要表达的核心。而这份平等相待、温暖支持的初心，还延伸到了7亿元票房之外：《小小的我》联合多家影城推出无障碍观影服务，发起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公平就业机会与平等关怀的《苔花公约》……

　　电影里，“小小的我”用尽全力，电影之外，“小小的我”正在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爱意中努力前行，通往属于他们的春和景明。这，是我们与影片主创们共同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