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达成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框架。北京世妇会所宣示的精神，在过去的30年里，深刻影响着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自今日起，《新女学》周刊推出“纪念北京+30·30年30人系列口述史”，将镜头与笔触对准30位世妇会亲历者、传承者。在这里，她们将亲口讲述，从世妇会现场的震撼，到会后投身妇女工作的坚守；从职场拼搏的无畏，到生活中追求平等与独立的执着。她们的故事，是个体生命的精彩篇章，更是妇女运动30年辉煌历程的有力见证。让我们跟随她们的讲述，回溯过往，感受“她力量”的崛起与奋进，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键记忆·
作为教师，我对讲台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我用自己的方式，真诚传播着1995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精神：平等、发展、和平。我坚信大学性别平等教育是改良性别平等的土壤，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环节。进入学校管理层以后，整体推进性别平等教育更是我始终思考和实践的问题。值得记忆的是和学生们共同探讨“她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的课堂，我主编出版了《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为时代和未来留下了中国女性独有的历史踪迹。
■ 口述人：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张李玺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转型与探索：从哲学到女性研究
我是学哲学的。1987年，从兰州大学调到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工作。到学校不久，我发现，学校的主干课程大都与女性相关，我当时的课属于“非主流”，但我非常希望能进入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在巫昌祯老师的影响和支持下，我开设了家庭社会学的课程。渐渐地，我对女性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一边进修，一边教书，通过不断地充实提高，逐渐打开了哲学之外的另一片天地。
1993年，从加拿大培训回国后，我参与了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很多活动，例如“东西方相遇”的民间论坛，社会性别培训小组等。我们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社会性别培训手册。那本教材连图带字很详细。虽然很浅显，但在30年前，这确实是挺新颖的一本培训教材。我和洪涛针对农村培训共同编写了一本漫画式的教材。我记得教材里有两张地图，是我们在农村培训的时候参与培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画的。这个活动题目叫《我的家》，女性小组画的是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边有厢房、厨房，甚至还有猪圈。男性小组画的《我的家》是一张地图，上面有铁道、公路，还标明了北京、河北等地名，可见家在女人和男人心中的位置是不同的。这两幅画收在培训手册里，主题是“男人的家为什么那么小？女人的家为什么那么大”？册子很小，但既要浅显易懂，还要讲出来点道理，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
世妇会期间，我主持了“妇女与教育”论坛，就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农村妇女扫盲、青年女性领导力培育等问题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世妇会后我参与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家庭暴力现状的调查，我们希望了解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公众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出台有针对性的干预政策。调查时我们引入了精神暴力这个概念。概念的提法和相关数据，以及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和态度，都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很多讨论。我还应邀在联合国妇地会46届大会上作了《给妇女一片蓝天》的主题发言。
践行与传播：推动性别平等
我们这一代做妇女研究和关心妇女问题的人，如果被问起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件的话，恐怕谁都会提起北京世妇会。虽然会议时间不长，可大会对我个人带来的思想上的冲击，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无形和深远的。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的成长，社会性别概念的传播和实践，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等，这些都是北京世妇会一路走来的耕耘和收获。世妇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会了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
这些年来，我先后出版了《角色期望的错位：婚姻冲突与两性关系》等专著，主编了《家庭社会学》等教材，主持过“女性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还承担了各种培训、讲座任务。我对讲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角色，一上讲台，就会亢奋，我喜欢和学生分享自己的故事，愿意和学生共同讨论和争论问题。记得我们讨论过一篇英文文章，题目是《I'm here，but there》。这篇文章描述了在美国做保姆的拉美裔妇女的生活。为了好找工作，这些母亲把孩子留在家乡，其中有的母亲十年没有回家，她们和孩子的亲情联系除了电话、信件，就是给家中按时寄钱，她们一方面感到骄傲，因为她们的汇款可以给孩子买奶粉、缴学费，甚至还可以让孩子有名牌运动鞋；另一方面她们更感到焦虑，担心孩子的学业、健康、安全。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母职焦虑的背景中，讨论传统的“母性”概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被解构和重新定义的。学生们在讨论时提出，在考察传统的母性概念时，必须同时关注贫穷、阶层、平等、公正这些内容。和学生一同讨论和分析现代家庭婚姻冲突的原因时，学生们提出婚姻冲突须置于家庭性别关系发展脉络中去考察，他们对家庭中两性关系的变化与婚姻冲突之间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也引发了与主流婚姻家庭咨询理论的对话。在他们的讨论中，看到他们的成长，这是教师的最大快乐了。
坚守与创新：培养女性人才
作为全国妇联创办、直属的大学，我们学校始终以“促进男女平等，服务妇女发展”为己任，多年来，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历经几次循序渐进的调整。特色立校是共识，同时大家也认识到，除了“人无我有”的东西外，更应该体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上。
作为一名大学女校长，在管理和教学中，我经常会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性别问题？二是在大学里如何提升青年女性领导力？前一个问题涉及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支持性别平等发展的外部环境，后一个问题是当机会来了青年女性是否能把握住。大学性别平等教育是改良性别平等的土壤，推进全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环节。在教育过程中推进性别平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应尽之责。我们在课程设置、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学生管理、环境建设等方面，开展了积极尝试和实践。此外，学校还积极举办与女性相关的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为国内外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的学者提供平台，创造机会，也为引领先进性别文化尽心尽力。
传承与对话：延续世妇会精神
时间飞快，转眼就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30周年了。30年来，我和同伴们一起，努力在传播世妇会精神的道路上前行。
很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是我主编出版了《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共十卷）。丛书在设计之初，我和同伴们就明确了要将“传承、对话、激励”的精神嵌入从访谈、资料整理到出版的整个过程。200多名年轻的访谈员，记录下了100多个不同群体的中国女性生命故事，为时代和未来留下了她们独有的历史踪迹。其中的“北京+20——妇女活动家访谈”卷，是40余名年轻访谈员与参加过北京世妇会以及后来积极推动《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等运动的活动家们合作的成果。这套丛书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了各界妇女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参与的过程和经验，更重要的，也是我最期望的是两代人在倾听中发现，在记录中传承。通过两代人的对话，让北京世妇会精神在青年一代群体中得到传承。
在主编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更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者，首先，要关心中国的问题，妇女研究不能脱离本土。对社会现象要有正确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其次，妇女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尤其在分析和解读历史事件时，要看到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贡献，实事求是地为她们发声。第三，妇女研究不能脱离基本立场，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在关注妇女问题的同时，积极推动有性别意识的政策出台。
30年走来，我们看到，虽然中国父权文化的影响还在，但变化更是事实。国家、社会对于女性问题越来越关注，女性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基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坚信，只要有理想，有信心，有奉献，积极行动，就一定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