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聪

　　2025年4月2日，中国性别研究者高小贤逝世。这位20世纪80年代便扎根西部山区的学者，用数十年将社会性别理论锻造成开垦黄土地的犁铧。值此清明之际，重读其遗作《中国社会转型：农村妇女研究》等，不仅是对一位逝去思想者的追思，更是打捞被遮蔽的性别研究“前史”的呼唤。

　　理论的本土化突围：从田野裂缝中生长

　　1986年春，陕南丹凤县卫生院的一份孕产妇死亡记录，成为高小贤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档案纸上，“子痫”等字眼冰冷地排列，吸引了这位入职妇联四年的干部的注意。

　　而当西方女性主义者在书斋里解构“父权制”时，高小贤在关中平原的麦田里发现了更具体的现象。男性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催生出“农业女性化”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她在书中犀利地指出：“所谓‘男工女耕’的‘自然分工’，实则是将妇女禁锢在低价值生产领域……”

　　这种性别洞察力，在“彩礼异化”研究中达到顶峰。通过对比20世纪80年代与千禧年后关中农村的婚姻实践，高小贤揭示出市场经济对传统伦理的复杂重塑：当彩礼从“礼仪性象征”异化为“婚姻市场资本”，妇女反而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这种预警，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

　　行动研究的中国范式：让知识长出双脚

　　在陕南贫困山区，高小贤和她的同事们把“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在地化。面对文盲率高的农村妇女，她采用“泥土教学法”——用树枝在田间画出“性别分工树”，以玉米粒计量劳动时间分配。当妇女们发现自己在家庭经济贡献占比超60%却无决策权时，沉默的群体开始质问：“我们的价值去哪儿了？”

　　丹凤县孕产妇保健项目更展现其干预智慧。面对农村妇女羞于就医的困境，团队创造性将产检率与“五好家庭”评选挂钩，动员族长参与健康培训，三年内使孕产妇死亡率下降67%。更具意义的是项目的“裂变效应”：获得健康保障的妇女自发组建合作社，利用世行小额贷款发展庭院经济；识字班结业的妇女开始竞选村委，改写“女人不上台”的村规。高小贤在书中写道：“赋权不是恩赐，而是让妇女在改变生存境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改变历史的力量。”

　　而在紫阳县推行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中，陕西妇女研究会帮助农村妇女争取到40%的社区项目决策权。高小贤在此展现出其思想智慧：“性别平等的本质是权力重组，这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妇女的政治能力锻造。”

　　未完成的对话：80年代精神与当下突破

　　在电商进农村、短视频重塑乡土文化的今天，重审高小贤的忧思更具现实意义。她曾预警市场经济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异化：彩礼从“礼仪性象征”异化为“婚姻市场定价工具”，打工经济催生的“临时夫妻”冲击传统伦理，这些30年前的田野发现，与当下热议的性别议题形成共振。

　　书中对“本土化”的坚持尤显珍贵。在引入世界银行社会性别评估框架时，高小贤和研究团队创造性加入“上门女婿土地权”“丧偶妇女祭祖权”等本土指标。这种理论自觉，恰是对当下某些机械套用西方性别理论现象的警示——我们是否遗忘了关中农妇争夺玉米地灌溉权的抗争？

　　随着部分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前辈的离去，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紧迫的学术代际更迭。高小贤们留下的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条未尽的道路：在陕西妇女研究会发黄的会议记录里，在丹凤县妇女合作社的账本褶皱中，在那些由农村妇女亲手绘制的性别分工图谱上，依然跃动着思想解放的原始能量。

　　当性别议题引起网络热议时，或许我们需要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田野现场，重拾高小贤“把学术做进泥土里”的笨功夫。毕竟，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转型仍未完成，而每一次对历史的打捞，都是为了照亮前路的沟+壑。这位永远行走在乡土路上的学者，最终将自己的生命也化作了路标——指向更平等、更包容、更扎根大地的性别未来。

　　（作者为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