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从1985年踏入妇女研究，40年来矢志不渝。支持我的力量除了个人经历，北京世妇会起了特殊作用。其间经历了从书斋走向农村研究整整25年。2010年退休后，15年间，穿行于书斋与田野，体味着将知识—行动—赋权—改变推动性别平等研究的艰辛和喜悦。岁月荏苒，场所替变。知识育人，行动赋权，推进性别研究。我的信念愈老弥坚。
■ 口述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杜芳琴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舒羽
从1985年踏入妇女研究，40年来矢志不渝。支持我的力量除了个人经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简称北京世妇会）起了特殊作用。我是20世纪40年代初出生的农家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春上小学，又幸运读大学，分配到天津中学任教10年，改革开放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天津师范大学工作，阴差阳错搞了妇女研究。从书斋走向农村研究15年；从田野又回校区从事妇女学研究近10年；退休15年来，穿行于书斋与田野之间，体味着将知识—行动—赋权—改变推动性别平等研究的艰辛和喜悦。岁月荏苒，场所替变，知识育人，行动赋权，推进性别研究。信念愈老弥坚。
从研究妇女到社会性别，从书斋走向田野（1985—1996）
1985年春夏，与国内妇女研究者李小江相逢，转年开始为“妇女研究丛书”写《女性观念的衍变》，1988年出版。1992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赋中国以社会性别：文化、国家与妇女”的学术研讨会，我受邀出席。1993年，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成立了。
1993年7月11日~25日，来自海内外百名妇女研究者和行动者聚集天津师范大学，首次引入“社会性别”“妇女赋权”“妇女发展”“生育健康”等新概念、新领域，围绕“社会文化环境与妇女身心健康”“社会转型时期职业妇女和妇女就业”“现代化中的妇女地位与相关对策”和“人口、计划生育与妇女角色”四个专题，进行中外对接的导读答疑互动。与会者求知若渴、质疑答辩、争先恐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两周研讨为北京世妇会筹备引入“社会性别”，参会者后来大多成了推动性别平等的带头人。
1994年年初，我与中心成员先后去河北省定州、满城、涞源等地农村，调研、口述和培训，寻找社会性别现实表现的“根”，以印证历史探索的“源”，服务农村妇女发展同时更多学习“草根”知识、智慧和品德。《大山的女儿：华北卷》和《贫困与社会性别：妇女发展与赋权》就是留下的足迹印记。
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我参加了NGO论坛，开幕式宏大壮观尽显妇女团结的视觉冲击，五大洲三万名不同肤色的妇女组成的数不清的论坛，应接不暇的新概念、新思维、新领域的智思激荡，结识海内外不同国度、肤色、民族、性别、业别的朋友的愉悦，“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推摇篮的手能够改变世界”等标语，是我打开视野的空前精神洗礼。
回归校园，推进妇女学学科发展（1996-2008）
北京世妇会结束后，我在学术交流方面有了新的感悟，意识到妇女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开启了推进妇女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
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学区贺萧教授邀请我和谭深，方炼三人访学。从美国到香港，在诸多大学交流中，我们萌生回到校区推动妇女学科的想法。1999年8月，再次启动读书研讨会，在天津蓟县（今蓟州区）拉开了妇女学学科中妇女史学科建设的序幕。“赋历史以社会性别”成为妇女史研究新起点。会上，恰逢北京世妇会上结识的郑新蓉（教育学）、王金玲（社会学）等学者。开始酝酿“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在中外友人的支持下，天津师大牵头的三期六年的课题进入运转，进行学术队伍培训和教材开发、课程发展、学科基础研究、建立妇女学机构/机制和四个优先发展的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社会性别基础学科，开展基础研究、开设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举办师资培训学术骨干研讨班，“青年学者研究基金”、发表园地《社会性别》、网站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同时启动。该课题分布在21个省（市）约70所大学，集结妇女学研究和教学骨干、青年学者数百名，开出课程上百门、自编教材近30种，出版、翻译著作与多媒体作品等30多种，20多届读书研讨师资培训中近千人次受益。
知行合一，穿梭于书斋与周山村之间（2008—2019）
从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团队负责人李慧英，邀我加盟发挥多年妇女史研究优势。团队经过一年多调研，酝酿出从微观到宏观的当代中国父权制连续，从父家长家庭/族父权制→社区（集体）父权制→行政父权制→市场父权制在农村的生产复制的共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假设，开始探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变。从迈出第一步修订村规民约开始，试点选择河南登封市周山村，因该村有妇女手工艺协会组织基础，而协会是以梁军创建的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培育的试点。2009年3月，国内第一个彰显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出台，悄然而深刻的变革在周山村发生。2010年我退休后，频繁穿梭于书斋与周山村，15年来亲历亲见村庄的变化。
2015年5月，第三次修订村规民约，周山村村民认为有了村“小宪法”遵照。2016年1月，“让香山香起来，让家乡美起来，让人情暖起来，让村庄活起来”的目标，激励全村男女干部群体追逐新的目标。转眼5年，我每到周山，总有“日日新”“月月新”“一年一大变”的感受：人情暖、人气高，村庄活力来自新组织、新设施、新活动的自我行动、自我教育，从中得到成长、获得健康、自信和尊严，男女老少参与，其乐融融。自治组织包括妇女手工艺协会、老年协会、艺术协会、长青互助会、青青草社会工作小组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设施方面，从志愿捐献修筑互助路开始到“梦里老家”一期建成，二期已启动。各组织活动丰富多彩，手工艺协会用锦心巧手绣出来变革的故事——《咱们的故事咱们绣》；艺术协会用《婆媳对对碰》民众剧，演绎婆媳关系改善的和谐生活。讲述昔日性别歧视的悲伤和晚年幸福生活的生命史，夫妻对话温情关爱的日常故事……民众剧脚本和顺口溜已经出版，每人一册，激发了人人都写顺口溜的热情！老年协会更奇绝，推出“老年学堂”，便于年高多病的老人就近参与。归根结底，周山村的变革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的金句：“周山村的经验就是‘走入人心的乡村建设’。”作为观察者，学习、汲取村民知识、智慧和创造行动力，将我引入接地气的入人情人心的实践中。作为参与者，我感谢周山村圆了我的“学者梦”和“农村梦”！
推进性别研究，信念愈老弥坚（2019—）
2019年3月初，我发起“知行研读会”，集体研究读书、回忆、建构与妇女/性别学术史相关的知识，探讨行动与传承路径。6月18日，读书会围绕中国历史中的性别制度展开研讨，梳理了从商周时期“家国一体”父权制的建立，到秦汉之变“家国同构”父权性别制度的完善与维系，直至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基于这一历史观的研究成果，我形成了《从历史看家国秩序下的性别关系：为性别研究探索本土概念与分析框架》一文，首先发表于《中国妇女报·新女学周刊》，其后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收录全文。
在史学研究领域，我还撰写了《华夏族父权性别制度理论化探索：家国秩序下从“男女有别”到“内外有别”的经权与因变》文章，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该研究构建了中国父权性别制度的生成逻辑与三次转型理论：商周之变中，西周建立的家国一体的血缘贵族父权制，形成早期性别秩序的制度根基。秦汉之变时，秦汉帝国专制者建立家国同构的父权性别制度，这一制度延续至清末。近代以来，传统家国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国家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平等治理模式。三千年间中国父权性别制度经历了三次转型。相关理论的中文简版后刊发于《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进一步推动了本土性别研究的学术对话。
近些年，我就周山村的研究形成两篇文章：其一为《入脑入心，扎根创新：乡村治理的行动研究案例》，发表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记录了性别研究者与农村行动者协同探索村庄治理的20年历程。研究通过观察“以人为本”理念如何借助贴近村民的艺术实践深入人心，推动村庄治理制度的完善。其二为《历史非虚构叙事与性别：一个中原村庄的七十年变化》，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4年第1期，结合周山村民的生命史与生活史，呈现内外力量共同参与的变革故事。
这些成果是国内国际研究的延续，我将继续深耕前行，愈老弥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