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书页上，母亲用百岁人生写就的诗句：爱，是逝者留给生者最永远的温暖……

　　■ 李永忠

　　1925年夏，我的母亲唐邦珍生于巴蜀烟雨中，但她却以百年时光在儿女心中种下永恒的春天。

　　两岁半时，母亲将我送入托儿所，幼小的我只知啼哭，却不知那双手开启的，是独立人生的第一扇门。母亲对我说：“两岁半离开妈妈，你会成长得更快。”那时的我，还不懂母亲为何要将如此幼小的我，送去独立生活。直到后来翻开她珍藏的日记——1969年插队岁月里，母亲蹬着自行车穿越几十里山路，只为看一眼田埂上灰头土脸的儿子。车辙碾过泥泞，碾不碎的是她那饱含深情的目光和分手时扭过头悄悄抹去的热泪。

　　“文革”中，本是大家闺秀的母亲洗手做羹汤，烹制出她的家乡潼南太安鱼的麻辣鲜香。那鱼曾是游子归家的牵挂，如今却成了舌尖上不敢触碰的乡愁。母亲说：“味道是回家记忆的钥匙。”她留给我的日记本，封皮已斑驳如老树皮，内页却工整记录着我少年插队的青涩，扉页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墨迹，是她对失学儿子的叮咛，又是点亮我执着前行的星火。 

　　汶川地动山摇的那年5月，也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20年。我在特大地震的第二天深夜，为在地震中逝去的母亲们，写下了长诗《孩子三别》。第三天晚上，那首诗被中国香港艺人在赈灾义演中集体朗诵。母亲说这是给身处特大地震重灾区中的她最大的慰藉。然而，没多久，弟弟就在电话中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当我心急如焚在三小时后赶到医院，抱住病床上母亲尚有余温的身躯时，一滴眼泪竟从她的左眼角慢慢流出……我想，那是她为等待我的归来做最后的道别吧……在她的病床上，我找到了几天前那篇刊于《人民日报》的文章。那是母亲弥留之际指尖摩挲过的铅字，墨香里藏着未说出口的骄傲。 

　　母亲不是完美的，她有点偏心，会把最后一块腊肉夹进大儿子的碗里；她亦固执，重男轻女的旧习像老屋梁上的蛛网，虽努力清扫却总有痕迹。但这些瑕疵，却让记忆越发真实——她每月的工资，几乎都用于对外公的赡养和对娘家兄弟姐妹的援助。我们当时虽有疑惑，现在才真的理解，她有多重视亲情。她用对孙子熙熙的加倍关爱，来弥补对弟弟的照顾不周。临终前她把存款交妹妹保管，最后时刻叮嘱妹妹向我和弟弟传看并执行遗嘱。我们知道，遗嘱里的公平和嘱咐，是她用一生学会的功课。 

　　清明那夜，我按母亲教我的方式，学做太安鱼，蒸汽氤氲间恍惚又看见她的身影，又感受到她的气息。

　　百岁冥诞的烛光里，我看见母亲化作《逍遥游》中的鹏鸟，羽翼掠过汶川新生的麦田，掠过长安街的华灯，最终停驻在泛黄的书页上——那里，有母亲用百岁人生写就的诗句：爱，是逝者留给生者最永远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