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2007年，北美体育史学会主席宣布将当年的国际学者奖授予我，介绍词是：“这位获奖人是本协会自设立该奖项以来第一个非北美和欧洲人士，且是最年轻的，还是女性。”在随后的专家报告环节，我向与会的500名国际学者作了以《从小脚女人到女性冠军：当代世界的中国女性和全球体育》为题的讲座。2015年以后，我对奥运会、女性、体育、健康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关注。不管未来充满什么样的挑战，我会继续前行。

　　■ 口述人：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体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董进霞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舒羽

　　缘起：思想的觉醒（1994—1995）

　　1994年的春天，北京的风中已带着丝丝暖意。彼时的我正在为博士论文选题而辗转反侧，传统体育学研究似乎难以满足我对社会议题的思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全国妇联的一纸通知——作为体育系统代表赴约旦观摩西亚世界妇女大会。踏上中东土地的第一天，我的认知就被彻底刷新。在安曼老城的市集里，我看到头戴纱巾的少女们娴熟地讨价还价；在大学体育馆内，穆斯林女学生们穿着特制的运动服打篮球。最令我震撼的是当地一位女教授的演讲：“体育对我们不仅是运动，更是争取公共空间的权利。”这句话如闪电般击中了我。

　　回国后不久，适逢北京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全国妇联的培训班上，我结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女性。记得一位女企业家分享道：“真正的平等不是让女人变成男人，而是让每个女性都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这些思想碰撞让我开始思考：体育领域是否存在隐形的性别壁垒？为什么女子项目总被视为“非主流”？为什么优秀的女教练晋升如此困难？1995年深秋，我郑重地将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社会、女性和体育互动关系的研究》。导师看着选题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这条路不好走，但值得走。”

　　拓荒：在质疑中前行（1995—200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女性体育研究”在国内学界还是个陌生词汇。第一次在学术研讨会上汇报研究方向时，某位资深教授当场质疑：“体育就是体育，何必强调性别？现在男女不都平等了吗？”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我的手心沁出汗水。面对质疑，我选择用学术成果回应。1995年成为关键转折点：4月在《体育与科学》发表《布莱顿妇女体育宣言》译文；6月撰写《当代美国女权主义和妇女体育》；9月完成《国内外妇女体育研究概观》。这三篇文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特别是《布莱顿妇女体育宣言》中“体育应当体现女性参与价值”的理念，为国内学界带来了全新视角。

　　1996年加拿大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作为唯一参会的中国博士生，我忐忑地开始《中国体育中的社会性别关系》报告。没想到听众不断涌入，最终连走廊都站满了人。提问环节持续近一个小时，一位瑞典教授的话点醒了我：“你们正在经历的体育性别变革，对世界有着独特启示。”

　　对话：架设学术桥梁（2000—2008）

　　新世纪伊始，我的角色逐渐转变。2003年英文专著《新中国的女性、社会和体育》出版前夕，我在北大图书馆熬夜修改书稿。窗外飘着那年第一场雪，电脑屏幕的光映着桌角女儿的照片——为了赶稿子，我已经一周没跟她散步了。但想到这本书可能改变国际学界对中国女性体育的认知，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2007年获北美体育史学会“国际学者奖”的场景历历在目。当学会主席宣布我是该奖项首位非欧美裔、最年轻且为女性的获得者时，全场响起持久掌声。主题报告中，我以《从小脚女人到女性世界冠军：当代世界的中国女性和全球体育》为题，用三代女性运动员的故事，展现体育如何成为性别解放的特殊载体。

　　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也致力于“引进来”。2002年邀请北美体育史学会副主席帕特里夏·维尔廷斯基（Patricia Vertinsky）教授访华时，特意带她参观北京胡同里的晨练场景。看着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们打着太极拳，她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体育文化！”2005—2006年，我们连续举办两届国际女性体育文化论坛，促成十余个国家学者的深度对话。

　　绽放：奥运舞台上的正名（2008—2012）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在国家体育馆服务的赛事组织者，在学术论坛发声的学者，以及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者。当中国女子体操队创历史地夺得团体金牌时，观众席上的我热泪盈眶——这些平均16岁的女孩，用实力证明了女性在体育领域的无限可能。

　　国际学术交锋同样精彩。2011年古巴社会学大会上，当某学者断言“北京奥运会未促进群众体育发展”时，我勇敢地站起来反驳，并列举了很多数据来证明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群众体育快速发展的状况。最有力的说服往往来自亲身体验。当台湾妇女代表团参观北京社区时，广场上数百名妇女的健身舞表演让她们惊叹不已。一位台湾学者悄悄对我说：“没想到大陆女性的体育参与这么普及。”

　　深耕：学术共同体的成长（2012—2020）

　　三十年间，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女性体育研究的蓬勃发展。2002年我创立北大妇女体育研究中心时，全国只有寥寥几人进行女性体育研究。2005年后我国女性体育的研究规模日益壮大。学者们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等众多视角来讨论不同层次、阶层和职业等女性体育参与的现状、面临的障碍和应采取的对策等。女性体育研究的质量、内容和视角都在不断地提升、丰富和拓宽。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也向女性体育敞开了大门，女性体育成为体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

　　纵观中国的女性体育研究，长期以来有关中小学生性别的体育教育研究一直稀缺。我从2018年起对全国10多个城市的9~14岁女生体育参与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于2021年在第十九届国际女子体育运动联合会（IAPESGW）世界大会上用英文作了题为《中国少女的体育参与》的主题报告，引起世界和国人对中小学女生体育参与的关注。

　　开拓：从理论到实践（2020—2024）

　　2021年，虽在疫情期间，我却完成了5件值得一提的工作。首先，我负责发起、组织了由北京大学与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共识与行动：女性与奥运”和“女性与体育”两个主题交流活动，有近50名政府官员、奥运冠军、知名学者、媒体和企业颇具影响的大咖们在会上作专题报告或参与圆桌对话。其次，我在奥林匹克女性领导力论坛上作了《奥林匹克运动与女性领导力》的专题报告；第三，我在国际女子体育运动联合会（IAPESGW）世界大会上用英文做题为《中国少女的体育参与》的主题报告；第四，我在《清华大学体育九人谈》上做了关于《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的发展历程》的主旨报告；最后，我发起成立了北京幼儿体育协会，该协会从2022年起每年都举办幼儿体育、家庭体育讲座、论坛、培训和赛事活动。

　　2023年，我的第二部英文专著《中国女性争取地位：体育赋权之路》（Chinese women Striving for Status: Sport as Empowerment）由外国出版社出版。此书与前述的第一部英文书《新中国的女性、社会和体育》无缝对接，完整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女性体育发展变化的全貌。

　　2024年8月在巴黎奥运会期间，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谈论女性在奥运会上的表现、突破、变化和启示等，并接受了中国妇女报记者访谈，访谈文章名为《女性与奥运：向着“更平等”的目标顽强奔跑》。同时，我作为点评专家参加“耐克活力校园——释放女孩潜力”的主题活动。

　　传承：未完待续的故事（2025—）

　　2025年我将参加由国际体育教育联合会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大会，在会上作关于“21世纪中国体育教育改革对女生的体育运动和身体感知的影响”的报告。现在，我的学生们正在开拓更前沿的领域：电子竞技中的性别话语、社交媒体时代的女性体育形象……每当看到年轻学者们充满激情的探索，就感到这项事业后继有人。

　　近三十年的时光在指尖流过，唯一不变的是“让体育成为女性成长的沃土”的女性体育研究初心。虽临近退休年龄，但我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