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郑新蓉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舒羽

　　·关键记忆·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简称世妇会）成为我投身女童及性别教育研究与行动的起点。参会期间，我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女界朋友。会后，我开始积极推动性别平等从理念走向实践：在全国首开《性别与教育》课程并出版首本教材；在农村教育项目中努力保障女童教育权益；建言献策关注性别议题。近年来，教育领域保障女童和妇女入学权利的红利不断显现，但也面临新挑战。为此，我开始挖掘社会主义办学历史，研究乡村教师生育意愿。其中关于乡村女教师的研究成果获重视。回首30年，世妇会既是起点也是加油站，激励着我在促进教育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时光飞逝，一晃就30年了，但1995年那场影响一大批中国女性的盛会，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可以说，我真正踏入女童及性别教育研究与行动领域，就是从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开始的。

　　参加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1994年初，我还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学院妇女教育研究中心进修，北师大教育系的史静寰老师通知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回国参加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关注主题是“中国的女童教育”。4月份一回国，我们就投入参加会议的准备活动中去了。这次盛会也让我结识了受益一生的女界朋友。在北京怀柔举行的NGO妇女教育论坛有若干分论坛，我参加的是女童教育论坛。与会者大多数是来自高校的女性，北师大的史静寰和我、北大妇女研究中心的臧健、上海智力所的陆景。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南京师大的鲁洁教授和华东师大的叶澜教授。

　　当时我们的女童教育分论坛有两三位男性，甘肃教科所的张铁道所长、宁夏教科所的周卫所长，他们都是中国女童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排头兵”。

　　在怀柔的NGO论坛上，我结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姐妹朋友，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都一起合作、相互关爱：有全国妇联的刘伯红、中华女院的张李玺、陕西的强海燕和高小贤、天津师大的杜芳琴和蔡一平母女等。

　　我早就听说过高小贤和陕西师大的强海燕，知道她们都来自西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不禁脱口感叹：“高高大大是小贤，娇小柔弱是海燕。”与我在加拿大结识的香港同学张慧真等妇女学界朋友也相聚在北京，共同参加此次盛会。

　　让性别平等从理念变为行动

　　我在全国首开《性别与教育》课程并出版了首本教材。在世妇会结束的一周内，正好是秋季开学，我和史静寰老师便在教育系首次开设了《性别与教育》，这在全国属于头一份儿。我还记得在9月下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主要就是给学生们介绍刚刚结束的世妇会，我们特别兴奋地向学生们讲世界妇女大会的由来，什么是“非政府论坛”。好多学生现在都还记得我们讲世妇会时那激动的样子。这门课程的目的便是“赋教育以社会性别”，希望提升未来的教师的性别平等意识，改变那些刻板印象和偏见。

　　后来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带领一批年轻学生，编写和出版了《性别与教育》教材，这也是教育界第一本性别教育的教材。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教育中的性别研究成果，还详细分析了教育实践中影响男女儿童性别平等意识的成因。就是想培养教师掌握性别公平的教育理念，学会安排无性别歧视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的基本原则及技能，让男女儿童全面、充分、平等又健康地发展。

　　大约在2000年，我参与了我国中小学教材的性别刻板印象研究。在史静寰老师的带领下，我和一批年轻的女性学者一起参与了“教材的性别分析研究”，这是我们第一次从性别的视角研究教材主要角色的性别比例并研究这些角色对儿童的影响。这次研究也启发了一线的教师们在课堂上介绍和树立更为新颖、更为真实的男女角色榜样，像科学家的母亲、细心照顾孙辈的爷爷等。在这项研究中，很多大学生也参与进来，他们在研究中不仅树立了性别平等的价值观，还学会了很多教育教学中性别平等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国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还非常艰巨。2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急需发展农村教育。无论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都带着资金和知识来资助中国这个刚刚对外开放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大批学者参与进来，其中女性学者占了不少。我在这些项目中，一般都承担着社会发展专家的角色，当时西北一些贫困民族地区，女童入学率不到20%，一些小学高年级班里一个女生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动员女童入学、减少辍学。这个过程面临着好多难题，比如在发资助金中，首先是要让村民和教师知晓为什么只资助女童；也要向家长解释为什么优先资助12岁的失学女童而不是9岁的失学女童；没有女教师的学校，我们还得说服校长和教育局招收女教师，这样家长才更愿意送女童上学；在分配培训或者外出学习机会的时候，得保证有一定比例的女教师或女校长参与，不然去县里、省城开会的就全是男性了。

　　通过这项工作，我对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有了更深入地了解，还学会了不少发动大家参与的实用技能。不管我是作为党外无党派知识分子代表，还是作为人大代表，在多年的建言献策工作中，我多次向教育部等决策机构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2007年，我在北京市人大会议提交《保证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平等的工作权利》的议案，呼吁制定男女平等的退休政策。

　　新的征程 新的挑战

　　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女童和妇女的入学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女性选择的专业和职业领域也越来越广泛。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快速发展，新的挑战和情况也不断出现。比如女孩中上大学和普通高中的比例在超过50%后，还在逐年上升，相反，很多男孩子都去了职业学校；又比如，20多年前农村缺女教师，而这些年农村年轻女教师的比列大幅度增加，1997—2017年间，各级各类教师性别结构呈现明显女性化趋势；还有，女生在教育上虽然获得了平等的入学机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在社会上却没有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对一代代受过教育的女性影响很大，就像以前传统社会的礼教一样；一些分性别的教辅教材还在传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流行的性别话语大多来自国际社会和西方社会，强调个体本位的权利主张。

　　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决定从根源上进行研究。我们开始着手挖掘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和工厂的办学历史，指导学生研究社会主义集体时代办学故事，带领团队书写新中国农村女教师口述历史。例如20世纪60年代四川都江堰徐安秀等十女办学的尘封历史，10位中学毕业女青年，分别在山区的不同生产队，一人负责一所耕读学校，将成人扫盲和儿童教育并举，为生产队集体培养出一大批会记账的会计、会读报读书的新一代；这期间，我也指导博士生就20世纪60年代三线工厂单位子弟校进行挖掘研究，想要呈现其中传递的社会主义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人的精神风貌，找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别话语，像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并重、学校为工人和工厂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理念等。

　　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我研究了乡村教师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现乡村女教师生育意愿强于城市教师，于是提出要关注女性教师在教育和生育方面的双重责任所需要的队伍建设，给予她们更多支持。

　　回首这30年，我在促进教育性别平等这条路上，有过太多的精彩时刻，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这一路上我始终都充满信心。今年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30周年，北京世妇会是我在性别平等道路上的起点，也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加油站，它的精神和目标，就像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