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作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参与者，我的“后95时代”始终对妇女研究与历史书写乐此不疲。2001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后，我致力于推动女性学学科建设，尽管首次申请“女性学”专业受挫，但我们从交叉研究、课程开设、学术活动等多方面突破，最终建立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并获批重大项目。在专注教学科研的同时，我投身性别平等实践，参与“关爱女孩项目”“反对对女童的暴力：倡导与行动”等项目，创办“萤火之光—关爱青春期女童项目”，8年惠及4000多名流动、留守女童。退休后，我选择记录平凡女性的历史，主持“铁姑娘口述史”研究，足迹遍布全国，抢救劳动妇女的集体记忆。我深知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性，即使面对健康压力，仍坚持匠人式的“慢生产”，因为让普通女性在历史中留下足迹是我的使命。
■ 口述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金一虹
■ 访谈、整理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舒羽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一个里程碑已载入妇女发展的史册。作为一个曾经的参与者、一个教师，我的“后95时代”，一直都在为妇女研究与历史书写而奔逐。
学科拓荒：在困境中奋进
2001年，我作为学科带头人，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引进。当时的金陵女子学院，实际连一个女性方向的独立学科都没有，为妇女研究领域争取学科地位成了我工作的首要任务。然而，高校学科体制的门槛极高，想要在其中为妇女研究谋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
金陵女子学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首先充分挖掘金陵女子大学的资源。众多学者齐心协力，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金陵女子大学历史和吴贻芳研究的著作。我主持撰写的《吴贻芳教育思想研究》荣获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一等奖。在几任院长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吴贻芳研究中心和贻芳书院、贻芳剧社陆续成立。女院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发掘。继《独立女性》《智慧女性》等女性素质教育丛书出版后，女院的《赋身以性》《新女学主义研究贻芳译丛》也分别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教学建设上性别视野取得不俗进展。此前，全校仅有外语学院和文学院的女教授开设外国女性文学课程。我们一举开设了“性别与社会”“法律与妇女”“古代文学中的妇女”“伦理与性别”等一系列女性主题的博雅课程。同时，创建了“女性研究学术月”，整合不同学科的性别研究力量，扩大了妇女/性别研究的影响力。自2007年创立以来，“女性研究学术月”逐渐成为全校的学术传统，如今已演变为每年围绕一个性别热点议题，邀请国内外知名女性学者来校作专题报告的学术盛会。同年，我们成功设立第一个女性教育硕士点，南京师范大学的女性教学团队也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单位的荣誉称号。妇女/性别研究在南京师范大学，成为全校师生所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喜爱的选项。
2007年，我们迎来了重大突破，成功申请成为第一批与全国妇联共建的妇女/性别研究基地。以此为依托，我们成功获批本校《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重大项目》，为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教师提供了更多科研项目申请渠道。在此期间，我们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组织了“全球化、亚洲妇女、亚洲妇女学”研讨会，还与德国艾伯特基金、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中国家庭变迁和国际视野下的家庭公共政策”会议。这个会议是我在接到退休通知后负责组织的，与德方主编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反复研讨磨合，最终完成并出版了70万字的中英文论文集。
实践深耕：推动性别平等进程
在专注教学与科研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投身推动男女平等的实践活动。2004—2007年，我参与了由中央党校妇女中心牵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组织的“关爱女孩项目”；完成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北京项目组的“反对对女童的暴力：倡导与行动”，以及国际劳工署的“防止以劳动剥削为目的拐卖妇女儿童”项目。
我们开办了面向流动儿童的“新市民之家”和“新公民”培训计划，策划主持了“漂流的青春”行动、“萤火之光—关爱青春期女童项目”。该项目在实施的8年间，吸引了200余名女性专家学者及女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她们开展了近百场流动留守女童青春期辅导及家庭教育咨询活动，使4000多名流动、留守女童受益，并于2016年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银奖。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从科研单位调入高校，算上延聘时间，也仅工作10年便到了退休时节。在高校的时间里，我为兼顾教学与科研，常常奔波于不同城市和校区，带着行李箱上课、调研是常态。
退休后，我依然钟爱教学、应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汕头大学妇女中心的邀请，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性别、社会与文化”等课程、组织相关公益活动。我喜欢青春校园，喜欢与年轻学子交流性别相关议题。至今，选修过该课程的学生毕业后，仍会就职业发展、家庭生育等性别相关困惑与我探讨，部分学生还和我组建了校外的妇女研究小团队。在“性别课堂”上，学生们分享的“生为女孩/男孩”“我家的性别故事”，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从“80后”“90后”到“00后”，和她/他们对话让我看到了时代变迁下性别关系的演变。
丰富的实践经历为我提供了深入社会、扎根田野的研究机会。我成功申请到三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重点项目，并出版了《父权制家庭变迁》《流动的父权》等专著，这些成果均获省部级奖项。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如《铁姑娘再思考》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社会报》曾以《附身大地的研究者》为题对我进行专题报道。
历史寻光：记录平凡女性的人生
随着年龄增长，我步入人生新阶段。曾参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同仁们，将我们这一代称为“95世代”。不可否认，我们这一代人正逐渐从社会舞台退场，但妇女研究领域新人辈出，理论之树常青。退休后，如何规划生活与学术方向成了我新的选择难题。
多年来，我聚焦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妇女的相关议题，深入研究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模式、劳动性别分工制度，以及村庄父系制度演变。研究内容涵盖农村妇女从“离土不离乡”的非农转移，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跨域流动，以及她们在不同产业领域面临的选择、困境与发展机遇。我承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性别平等”和“社会流动影响下的农民家庭关系稳定性研究”两个国家社科项目，也均围绕这些核心内容展开。
2019年，我收到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的邀请，参与“新中国工业史”和“新中国70年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重点负责“铁姑娘口述史”的访谈与编辑出版工作。这让我陷入两难，一方面我对江南二村长达30年的变迁观察积累和写作计划难以割舍；另一方面“铁姑娘”相关研究于我已感要有新突破有一定难度，但是该项目独特的学术视角与宏大历史叙事吸引着我，最终我决定投身其中。
人物访谈是我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从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个人口述收集特定妇女群体的历史记忆，并整合为集体叙事，构建特殊年代的社会记忆，这一过程耗费大量精力。自2019年起，从大寨到大庆，从最北漠河到最南的三亚，我与学术助理的足迹遍布全国，采访了农村“铁姑娘”，也采访了重工业基地的三八女子专业队。访谈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促使我们拓展研究深度，采集的案例数量远超计划。
当下我们谈及的记忆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记忆与历史交织的进程中，女性如何被历史铭记值得探讨。在一次“女性如何进入历史”的讲座中，我提到女性群体能否在历史人物群像中获得身份标识，关系到她们能否被关注、被研究、被有文字的历史书写。在口述史研究实践中，我发现在传统“英雄叙事”框架下，女性常被忽视。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努力打开“历史褶皱”，让普通的劳动妇女在历史中留下她们应有的足迹。
也有学者批评我在记录过程中融入过多个人情感，不符合社会学客观中立的原则，也与历史学应有的冷峻理性相悖。但我认为，我本是历史中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我与受访者处于同一历史脉络，且身处特定的性别体制环境，探寻女性主体地位的过程中，共情难以避免，当然口述史的自反性特征要我拉开一定距离，让反思性进入口述实录的实践过程，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
回溯整理口述历史的6年，我深切感受到时间流逝的无情与生命的脆弱。例如，我们曾三次前往天津采访邢燕子，遗憾的是直至她离世访谈仍未完成，仅留下《远去的燕子》的札记。一个女勘探队员张岩因疫情未能在生前接受我们的访谈，只留下了自传手稿与她采集的矿物标本……在这一过程中，我仿佛在与时间、衰老乃至遗忘赛跑，每一次访谈都是对历史记忆的抢救与传承。我将自己比作拾穗的农妇，平凡劳动妇女的故事犹如散落的但风味独特的麦穗，我执着地收集着直至暮年仍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