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记录过去，那些曾在主流史书中被忽略、被简化甚至被抹去的女性声音，在书中被郑重还原…… 

　　■ 王海媚 汤若静

　　《雅尔塔的女儿们》是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凯瑟琳·格雷丝·卡茨撰写的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佳作。她以细腻的笔触和扎实的史料重现了雅尔塔会议中，三个身处权力中心却鲜为人知的女性——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安娜、丘吉尔首相的女儿莎拉和哈里曼大使的女儿凯瑟琳的真实故事。1945年2月在苏联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世界顶级峰会”，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主导，会议内容涉及德国分区占领、波兰边界调整等重大问题，开启了美苏两极格局，并推动了联合国的成立。在《雅尔塔的女儿们》一书中，作者巧妙地将个人命运与宏大叙事交织，揭示了女性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独立观察和外交智慧，用女性视角重新解读历史，将其更加多面、立体地带回到读者面前。

　　本书突破性地将女性置于历史叙事的核心。三位主角皆具备超越时代的专业能力：战争爆发后，莎拉·丘吉尔放弃了演员事业，加入英国皇家女子空军担任空中侦察情报分析工作，还参与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梅德门汉空军基地的“火炬行动”演习，凭借出色的情报分析能力，她对该行动的船队规模了如指掌，曾纠正丘吉尔的口中舰船数量的错误，令其刮目相看。安娜·罗斯福曾担任《西雅图邮报》编辑，在罗斯福健康状况恶化后，她以私人秘书身份随行雅尔塔会议，不仅负责监测和保密父亲的身体状况，还协助安排工作晚宴等重要事务。凯瑟琳·哈里曼当过战地记者，随父亲搬到莫斯科后学会了俄语，凭借此能力，她提前六周赴克里米亚协调里瓦几亚宫的修缮，还充当了父亲与苏美双方先遣队之间的联络员，既是后勤总管也是翻译官。

　　在雅尔塔会议上，莎拉、安娜和凯瑟琳还充当了“女儿外交官”。虽然她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代表，无法在正式谈判中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发言，但她们可以深入当地进行考察，收集或传递官方代表无法处理的信息。比如，凯瑟琳看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乡镇被摧毁、村庄变为废墟，感慨“这种毫无意义的毁坏真是触目惊心”，并将这一判断通过文字记录下来。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前夕的晚宴上，凯瑟琳作为女性代表用俄语发表祝酒词，她的“非官方语言”消解了外交辞令的冰冷，并被收录进美国的官方会议纪要。女性在这场“世界顶级峰会”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被记录在册，这是极为难得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们的发声机会极为有限。

　　此外，作者还在书中生动刻画了许多普通人，包括穿着大号军衣、无名无姓的女兵，饱受战争摧残的后方妇女，躲过轰炸、挤在一间屋子生活的一家人，站在破旧的小教堂里大声唱诗的老人和孩子……他们的身影相互交织，构成了这段历史的群体肖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结束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其中也包括三位“女儿”。这场残酷的战争让她们拥有了片刻施展才华的机会，有幸前往不同的国家，并作为外交人员和世界各国领袖同坐一桌。而在战争结束后，她们与其他女性一样需要面对“就业恐慌”。可贵的是，作者不仅仅关注三位女儿生活轨迹的变化，还将视线转移至整个女性群体的命运，这些人既包括走上战场的女性军人和医护人员，也包括留在后方支撑工农业生产的女工们。

　　战争结束带来了女性回家潮。很多国家的政府通过电影、广告等宣传手段强化“贤妻良母”形象，强调女性照顾家庭和抚育子女的重要性。同时，许多女性被直接解雇，失去了在战争期间获得的经济独立和职业身份。但是，在体验过独立工作和参与过社会生活之后，女性的意识和对自我发展的期望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使被迫回到家中，也不能阻碍她们寻求平等权利的决心。这为20世纪中后期世界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争结束后，安娜积极关注女性权益，经肯尼迪总统任命在“有关女性状况的公民咨询委员会”担任职务；凯瑟琳“遵守承诺，把政治和外交留给了父亲”，成为一名慈善家，关心护士群体和儿童发展。莎拉从女子空中辅助部队退伍后参与了电影拍摄……

　　通过《雅尔塔的女儿们》一书，作者用三位女性的真实故事告诉人们：女性在重大历史时刻从未缺席，她们也在当时当刻改变了世界。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采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记录过去，使历史的复杂性全面展现。那些曾在主流史书中被忽略、被简化甚至被抹去的女性声音，在书中被郑重还原。雅尔塔的女儿们如同一道裂缝：她们既被传统的父权结构所定义，又透过自身的存在让阳光照进了历史的暗室。正是无数这样的微光，最终让新的道路在阴影中逐渐显现。

　　（作者王海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博士；汤若静，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