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1996年，我当选福建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正式开启妇女研究生涯。在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家庭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通过妇女理论研究、女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我深度参与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同时推进女性学学科教材体系建构，主编出版了《女性学概论》教材。未来，我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动员更多男性学者一起为新时代两性的和谐共赢竭尽全力。

　　作为母亲的第十个孩子、第一个儿子，我从小在女生“宿舍”长大，大学毕业后却专注于生育行为的人口学研究。我以留美博士论文为主要内容，出版了第一本论著《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与效用》。1996年，我当选福建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自此正式踏入妇女研究领域。在数十年的学术探索中，我真正发现并理解了男性研究与女性研究的性别差异、多学科研究与女性学研究的范式分野，以及中西方研究的国别差异，这些认知在2003年“从女性主义到两性互动”、2015年“为实现两性平等与和谐尽男性责任”两次《中国妇女报》访谈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两个摘编，以及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三次集体谈话时的讲话精神为基本遵循，在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家庭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通过妇女理论研究、女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度参与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这一过程更让我从传统的“福州好男人”蜕变为具备先进社会性别意识的新女学男性学者。我深刻认识到，性别平等落到实处和家庭建设走向进步，本质上是男女两性的共同福祉，需要共责与共建共享。

　　深耕女性学与妇女研究

　　在十余年研究中，我坚持区分“女性学”和“妇女研究”的本质差异：前者是具备明确边界的独立学科，拥有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后者则是学术范畴，允许很多学科介入，但需要女性学的主流学科意识和必要学术引导，避免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传统学科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

　　这种认知驱动我开展双向探索：一方面跳出熟悉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框架，聚焦妇女问题的女性学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又不离开这些传统学科，力图在学科比较中去彰显女性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性别价值。如《单独二孩：社会性别阐释与公共政策建言》《二孩新政：促性别平等、为生育回暖加温》《男女平等是实施生育新政的必由之路》《提升性别平等意识、优化配置婚姻资源》《人口高质量发展：性别视角的理解与推动》《全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妇女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数字中国建设：女性的既往贡献与再立新功》等文章，都是从女性学学科视角出发对女性面临的生育、婚姻和职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实践。

　　在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学科知识普及宣传，以及女性学进入其他传统学科领域的拓展应用研究方面，我分别发表了女性学学科发展系列文章，包括《新时代新女学应重构发展目标再创研究路径》《女性学学科建设40年：学科意识与开放发展》《女性学的学科界定与学科启示》《女性学的研究范式与学科价值》《女性学发展的四大动力与未来愿景》《新时代女性学发展的重要指南》《中国女性学的学科使命与高质量发展》等文章，以期重新燃烧学界的女性学学科热情，保持女性学在妇女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还有书评《一部温暖民心、彰显民意的力作——<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学习体会》《赞美父爱、重塑父责、践行父教——读<何以为父：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以及《性别平等估算与国际排序：评价与改进》等文章，也都融进了女性学的思考和分析，彰显了与传统学科不一样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新意。

　　几乎在近几年每一次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后，我都会推出一篇综述和展望文章，如《妇女研究：70年与社会发展同步》《坚持党的领导、推进新时代妇女研究高质量发展》《妇女研究十年繁荣：新时代的呼唤、新征程的奋进》《以高质量妇女研究助推新时代新征程妇女事业发展》等。在这些文章中，我都对女性学在妇女研究发展中发挥更大引领和推动作用充满期待，也希望通过和其他学科的交融合作，在完善和提升女性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同时产生更加积极的跨学科影响。

　　助力女性学学科建设

　　2006年，在福建省妇女理论研究会支持下，我主编出版《女性学导论》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女性学知识体系、教材体系建构的探索，专心致力于教材编写、人才培养、关键学科问题研究三位一体的学科建设，推动女性学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践转化，特别是转化为妇联干部专业化水平提升、妇女群众社会性别意识加强的现实效果。

　　我本科学的是经济学，毕业后留校转做人口学研究，后来留学美国拿的是社会学博士学位，所以我特别清楚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与社会人口学之间的学科边界。当我接触到女性学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传统学科都不同程度地缺失社会性别理论视角，都不能有意识地把性别文化和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到学科的解释框架中。在研究中不是女性对象被忽视，就是习惯以男性来代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学学科体系培育不足、发展不够、对其他学科影响不大，尤其是成熟的1（女性学概论）+3（女性学理论、方法论和史论）+N（女性学应用分支）教材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当发现学界已有数年没有对女性学概论进行必要的翻新和提升时，我联合来自厦门大学、深圳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女子学院等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在时任山东女子学院党委书记郭翠芬的大力支持下，历时一年编写了60万字的《女性学概论》。这部教材囊括了许多创新尝试，如对女性学学科标识的提出、对女性学研究范式的界定、对女性学在中国发展过程的梳理，特别是突破以往概论写作的格式，重新布局每一章的写作构架和内容组合，突出对主要女性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女性学解释分析，在与其他学科比较中显示女性学学科立场的正确性和理论视角的科学性，同时还对已有的政策与立法进行女性学评估和完善，努力达到了立足学科创新、彰显学科张力、专业性与学科性相结合、学科自立和学科融合相促进的编写初衷。这本概论已连续印刷5次、被14所高校用作本科生教材。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第三轮教材建设跨校合作，一方面组织编著《家庭女性学》一书，为女性学学科分支的拓展、尽快形成完整的女性学教材体系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开始编写《女性学新论》，在2020版的基础上增加“女性科技地位”和“女性国际交流”两章，集中论述女性发展与AI智能之间的关系、女性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意义和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精神为核心内容和基本遵循，重写绪论中的女性学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调整相关章节的思维逻辑和知识架构。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于2006年在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点开设女性社会学方向培养女性学博士，在她们先后正式出版的十几篇博士论文和多项课题研究成果中，我都写下长序，系统总结女性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体会和成才规律，为高校培养女性学专门人才提供经验参考。在山东女子学院担任特聘教授期间，我深入十几个二级学院调研，推进女性学与其他学科专业融合发展，最终助力该校成功申报设立女性学本科专业。

　　丰盈女性学性别素养

　　作为深耕妇女研究和女性学学科建设30年的男性学者，至今回首真是感慨万分。我很荣幸，是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男女平等上升为基本国策后投入妇女研究这个美好事业。我不仅收获了学术学科的成长和荣誉，还有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理解。为了感恩母亲，我用山东女子学院给我的部分报酬设立了以我母亲命名的优秀女大学生奖，每年奖励10位女大学生，鼓励女大学生珍惜深造机会，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四自”精神、真才实学的新时代知识女性！我还赓续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共建共享家风，在父爱和父职上力图做得更到位。妇女研究学者首先应该是男女平等先进性别文化的积极践行者！

　　我特别感激彭珮云大姐，年届高龄还一直鼓励和提携后学，不仅为我出版的《自然、性别与文明——一个女性学男学者的体验与思考》随笔集拨冗作序，还通过微信对我发表的一篇书评给予非常温暖的点评：“文振同志：看了你写的这篇书评，觉得写得好。对你写的《本书阅读的启示和期盼》我特别赞成。这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宣传倡导工作的一个短板，亟待加强。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即将找来学习。”真是令人心存感动和敬意！

　　与男女平等事业同行，我心中始终充满着两性共建共享的温暖感觉和努力做好女性学学问的不减热情。未来，我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继续热心参加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相关的学术活动，继续俯身于广大妇女群众日常生活之中，挖掘她们的思想和实践之光，继续动员更多男性学者一起为新时代两性的和谐共赢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