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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Nature在线发表了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研究成果，证实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与以往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献记载得出的假说不同，这项成果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为史前母系社会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一科学发现也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入理解妇女理论提供了契机。

　　■ 姜如雪

　　近日，Nature在线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史前母系社会的重大研究成果。这项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研究，证实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与以往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献记载得出的假说不同，这项成果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得出的结论，为史前母系社会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与此同时，研究也揭示了这一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业模式和生产力水平等，实现了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研究的重大突破。

　　这一科学发现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入理解妇女理论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史前母系社会和妇女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中。这一著作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具体而翔实的历史资料相结合的科学研究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经典”。如今，其材料本身的可靠性也在不断被证明，我们更有必要将其方法和论断再做回顾，以获得对现实之启发。因此，这一针对中国史前母系社会的科学发现成为一个契机，成为我们回溯史前母系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契机，也成为我们去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契机。

　　史前母系社会：妇女解放理论的历史性支撑

　　史前母系社会普遍性的论证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具有结构性支撑作用，首先在于任何解放运动若丧失对先于压迫的平等图景的想象，便丧失了尖锐的理论武装与深邃的政治愿景，史前的母系社会正是母权制度的典型，为妇女解放想象提供了历史原型。首先，史前母系社会的发现，颠覆了父权制的自然化叙事，也否定了性别压迫的生物学决定论。恩格斯曾指出：“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意味着妇女的从属地位并非永恒的自然秩序、生物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妇女本然是自由而高尚的。这为妇女解放提供了理论支点。

　　其次，史前母系社会的发现也直接意味着被奴役和压迫的社会地位反而是被历史建构出来的。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道：“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这意味着母权制曾具有历史普遍性，妇女的地位是历经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完成了由核心到从属的转变，妇女的不自由状态是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是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这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历史合法性。

　　最后，借由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介，史前母系社会的发现为解放路径提供了指引。一方面，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性、社会性与可变革性，意味着妇女所承受的系统性剥夺，直接蕴含着对前父权时代妇女社会角色的回溯性召唤；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在史前母系社会中，妇女正是因其在生育和家务劳动中的不可替代性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能够穿透性别压迫的迷雾，将妇女地位的沉浮锚定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劳动的社会认可之中，强调私有制和父权制家庭构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历史性结构，因此，打破锁链的钥匙也就蕴含于妇女参与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废除私有财产的社会过程之中。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仅是妇女应当得到解放且能够解放的观点表达，也为这一主张提供了现实的路径指引、是妇女应当怎样实现解放的理论解答。借由这一分析，史前母系社会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妇女从被压迫的客体转化为历史的能动主体注入了动能。

　　家庭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地位分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组织方式对于女性的地位高低具有决定性、基础性的影响。恩格斯明确指出：“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由妇女料理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将女性在家庭中的屈从地位与社会中劳动力的整体剥削结构相关联，强调“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事实上，家务劳动在任何社会形式之中都是被必然需要的，但在漫长历史时期内，这种“社会必要劳动”却隐匿起来——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育儿、烹饪、清洁等）被局限于私人领域，其使用价值服务于单个家庭，其交换价值无法在社会层面体现和衡量，从而遭到了系统性的贬抑。正是由于被禁锢于私人化的、价值被贬低的家务劳动中，形成了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这一经济依附是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因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其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参与社会性生产劳动、创造并掌控社会财富的权利。

　　生产劳动是塑造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关键场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强调：“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彼时的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同时负担家务劳动和参与公共生产是十分困难的。

　　劳动解放：妇女解放的结构性凭依

　　妇女解放、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妇女解放之所以能成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以劳动解放为中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正是在这一科学路径之中，引导中国的妇女解放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果。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传播一方面曾使得女性教育、贞操、婚恋自由、经济自主等一系列问题有了科学解答；而另一方面，在其牵引的现实革命实践之中，劳动妇女更是直接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的尊严。可以说，在中国，妇女解放始终是不可分割地嵌入到总体的解放事业之中。

　　劳动解放的一个必然环节是重视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意义并给予充分的价值认定，这也是社会真正认可女性存在意义、实现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妇女的生育劳动不仅具有自然的生物性意义，还具有决定性的社会意义。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对人的生产的重视是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人的生产不仅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存续与否，还渗透在物质生产领域之中体现为劳动力的生产；而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服务于人自身的生产不仅具有逻辑和历史上的优先性，就彰显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言，它又代表了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转变的社会进步方向。而今出现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等问题，更是使得人的生产不再是纯粹私域的事情，其社会意义越来越凸显。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重视人的生产、承认人类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现实实践的呼唤；既对于妇女解放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然，文化观念上的解放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一方面是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另一方面则是女性劳动观念的解放，即女性既要从历史维度正确认识自身社会地位的转变并寻求积极改善，也要积极寻求职业劳动平等化、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人类生产的社会认可。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0月31日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国女性在有酬劳动领域的活动参与率为47.7%，无酬劳动领域的活动参与率为83.9%，一方面，这显示了女性在社会劳动中的重要角色和贡献；但另一方面，相比于男性的60.2%与67.5%而言，女性在无酬劳动尤其是家务劳动上的负担依然偏重。我们必须强调，女性不应当被束缚在家庭劳动之中，不需要受活动领域的限制，而应该拓宽生存空间至整个社会活动领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更加珍视妇女的劳动价值，尤其是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的价值，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