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占比已达45.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依托政策支持与制度优化、高等教育支撑、友好生育社会等不断完善，中国女性科研工作者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引领者和战略家，其突破性潜力会被不断挖掘，激发无穷能量。
这是在天津农学院拍摄的天津武清小浆果科技小院导师及部分成员（4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雪婷
今年3月，科研信息分析机构爱思唯尔发布了一份针对科研领域女性参与度和影响力发展趋势的报告——《科研与创新领域性别平等进展（2024）》（简称《性别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全球女性科研人员占比已增长至41%（2001年仅为28%），其中健康科学领域的女性科研人员比例尤为突出。但在物理科学、数学和工程等学科，女性科研人员的占比仍低于平均水平，如物理科学领域仅为33%。
同时，全球范围内，女性科研人员的比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女性科研人员已接近半数，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0%，印度（全球第三大科研产出国）为33%，埃及为30%，日本则低至22%。
尽管女性科研人员的整体占比有所提升，但她们在科研资源的获取上仍面临挑战。数据显示，女性获得科研资助的比例从2009年的29%增长至2022年的37%，这一趋势反映出全球科研资助体系在性别平衡上的一定进步，但女性在科研资金分配中的劣势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女性科研人员比例较低的国家，支持政策的持续优化仍至关重要。
报告同时指出，女性科研人员的研究更容易被政策文件和媒体引用，显示出其学术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在全球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现状的大背景下，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乔杰，同她探讨了中国女性科研人员近几年的变化及仍需努力改善的问题。
积极构建和服务属于自己的学术平台，在社会团体中培养自身科研战略布局能力
记者：对于长期存在的女性科研人员在STEM领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您觉得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重点突破？
乔杰：STEM领域代表性不足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女性对个人从事STEM领域能力的自我评价和持续认同、职业发展关键期的科研及社会资源保障等多方面。在教育阶段，可通过榜样效应来消除学科性别刻板观念对女生专业选择的不利影响，以及推动社会对女性科研潜力的认知，引导更多女生选择科研作为终身职业。为此，定期盘点、梳理和向社会公布女性在科技创新中的项目资助、优秀成果贡献等情况可被视为是践行“以数据推动性别平等”的有效方式之一。聚焦长时间科研生涯，应进一步加强女性在项目评审、科技体系建设及评价工作上的参与度，同时加强落实男性陪产假、推广托育服务试点等措施和法律保障，真正做到为女性科研人员松绑。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科研人员应积极构建和服务属于自己的学术平台，并加强社会团体间的交流支持和科研资源获取，有意识地在社会团体中培养自身科研战略布局能力及领导力，为个人发展和从性别平等角度出发的学科领域长远发展贡献力量。当前，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应避免由历史训练数据集性别偏差等造成的“技术父权制”的再生产，为此需要包容性的数据治理以及全球伦理框架，以确保数字文明优先考虑性别平等。
记者：《性别报告》指出，女性科研人员的研究更容易被政策文件和媒体引用，显示出其学术工作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在传统科研评价体系中，女性科研人员在政策和媒体上发挥的诸多影响力可能被低估。对此，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更具性别包容性的科研评价体系？如果有必要，您觉得这套体系应重点涵盖哪些评价维度来充分彰显女性科研人员的独特价值？
乔杰：科研评价体系构建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目前，对于临床科研成果和临床科学人才的评价仍在探索和交流中，这些同个人职称晋升、竞争性项目获得等息息相关。聚焦更具性别包容性的科研评价体系，当然是有必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具性别包容性的评价”并不代表取代对科研人员本身的能力评价，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科研工作的目标都是创造系统性知识、推动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等等。所以，“性别包容性”的核心是从“单一量化”到“多元价值”评价，如女性主导和参与的社区医疗技术改进、医疗机构护理科技成果等在现有评价体系中权重不足，以及在团队中产生的项目管理、学生指导等隐形劳动常被忽视等等。所以，一些在细分专科领域常受忽视的成果认定，以及在科研活动中必要的支持性工作有必要考虑被纳入评价维度。
全球科研性别平等的未来，取决于将“包容性”进一步从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
记者：在支持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参与度、影响力和成长为学术领袖方面，您认为科研机构、资助机构等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
乔杰：资助机构是引导支持女性科研人员进入科研路径的重要力量。承担着资源公平、有效分配等资助机制把控引导和支撑女性影响力拓展的责任。在这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和实践，如2010年年初，首次提出在各类项目评审中，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优先的资助政策，还有一系列专门针对生育期女性的倾斜和照顾措施，包括放宽人才项目申请年龄限制、允许女性因为生育原因延长结题时间等。科研机构是科研人员开展日常科研活动的核心，所以在制度制定、设施建设、分工合作等各方面细节上，都需要更加顾及女性科研人员体验，应保障其在研究生名额、实验室空间等关键资源上的分配，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时也需避免默认女性更适合辅助性、细节性工作等刻板印象。除此之外，政府与政策制定者、社会团体及学术组织也需要分别承担制定更完善的保障制度和为女性科研人员构建更好更大的交流平台的责任。总之，支持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参与度是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参与。
记者：回顾过往您参与的支持女性科研人员方面的工作，最让您感到自豪的成果是什么？您对中国女性科研工作者以及全球科研性别平等的前景又有怎样的期待？
乔杰：我所在的北医三院生殖医学团队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从张丽珠教授开始，历届科主任都是女性。我们带领团队深入探索，开拓合作，从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到世界首例MALBAC试管婴儿，从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到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每一个成绩获得的背后都是众多女性科研和管理人员的智慧结晶。我的绝大多数学生也都是女性，更让我自豪的是，她们很多都已经成长为各自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在全国各地为我国生殖领域整体发展贡献着力量。
目前，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占比已达45.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依托政策支持与制度优化、高等教育支撑、友好生育社会等不断完善，中国女性科研工作者不仅是参与者，更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引领者，其突破性潜力会被不断挖掘，激发无穷能量。中国乃至全球科研性别平等的未来，则取决于能否将“包容性”进一步从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需要有针对性地在教育、立法、社会环境和科研资源分配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