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1995年，我参加北京世妇会NGO论坛，被“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主题所震撼，决心关注女性群体。会后我深入云南，发起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计划。2003年起，我推动建立女童班、提交女性参政建议，在调研中发现国立艺专西迁史料。目前，我正筹备“数字时代的性别伦理”跨国研究，同时推动将女性学纳入高校通识课程。如果说“95精神”给了我出发的勇气，此刻的我更愿做一块铺路石，让后来者能走向更加遥远的远方。

　　1995年，我作为云南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NGO论坛。那场盛会的主题“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深深震撼了我。在怀柔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论坛上作主旨发言《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与发展》，与来自全球的女性分享着世界各个国家妇女的抗争与成就——中国少数民族妇女教育权利的享有与发展、非洲妇女争取教育权的呐喊、北欧女性参政议政的经验、拉美草根组织的社区实践……这些声音让我意识到，性别问题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社会结构的镜像。尤其当听到云南傈僳族代表讲述少数民族女性因语言障碍无法参与基层选举时，我内心被刺痛了。那一刻，我暗下决心：我的学术生涯必须扎根中国本土，尤其要关注女性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女性，能够成长为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因为有党的民族政策，才有我的今天。我要用毕生努力，让各民族女性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世界妇女大会的启蒙，在我内心播下了性别平等、民族平等的种子。

　　田野中的觉醒：少数民族女性生存现状调查

　　大会结束后，我立刻带着团队深入云南各个地州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澜沧江畔的傣族村寨，我们记录了“女娶男嫁、女儿养老”婚俗背后女性承担家庭重任的矛盾；在丽江永胜小凉山彝寨，目睹了因早婚辍学而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少女；在滇东北的苗寨，发现女性虽掌握蜡染刺绣技艺，却因缺乏市场渠道难以获得经济自主权。为此，我发起了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计划，带领学生用三年时间采集了160多位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命故事。其中有30多位少数民族女性手工艺口述史，被收入北京大学妇女中心出版的书中。

　　从理论到实践：教育赋权与政策倡导

　　2003年，我参与云南省妇联在怒江峡谷推动建立女童班。我们说服家长让女孩入学的方式很特别：每周开设两节双语课（普通话+民族语），教授传统纺织技艺抵扣部分学费，并承诺毕业后推荐到非遗工坊就业。女童班的学生中，有人后来考取大学，有人成为村寨妇女主任。这个事实也让我开始思考制度性变革的可能。2008年，我在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交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参政议政配额制的建议》，促成了云南省试点“村委会女性委员比例不低于30%”的地方条例。

　　抢救记忆：知识女性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书写

　　2018年，我参加昆明市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的安江村调研，在档案里，我发现了1938年国立艺专西迁云南安江村的史料。那些在战火中坚持创作的女艺术家——如用版画记录难民生活的夏明珍、组织“战地写生队”的周思聪——她们的故事几乎被历史遗忘。在对安江村的村民进行口述史时，村民黄大叔（91岁）告诉我,他妈妈就是在安江村夜校学的写字、唱歌，妈妈教的《松花江上》，至今他还会唱。我在安江村关于国立艺专村民的口述史，被收入《云去山如画抗战时期国立艺专昆明安江700天》，由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的认同感，成为我后续研究知识分子国家认同的重要线索。

　　学科建设的破冰之战：创建性别社会学方向

　　2012年的那个冬夜，我伏案修改《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材料》。当时学界对“性别社会学”仍有偏见，有评审专家质疑：“女性问题能算独立学科方向吗？”我以翔实的数据回应。最终， 2013年我们学校获批建立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为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而且在教育部社会学的招生目录上，有性别社会学方向）；2014年社会学一级学科被列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2016年被列为云南省“高峰学科”；2017年社会学获准设立省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也正是这一年，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中性别社会学方向博士生毕业，成为云南民族大学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博士毕业的毕业生。回想当教育部批复“同意增设性别社会学方向”时，我深知这不仅是学术认可，更是为后来者开辟道路。首批招收的5名博士生中，有学生研究跨境婚姻中的女性移民研究，这种多元视角正是学科生命力的源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妇女传统手工艺在非遗保护中的女性力量等，都成为性别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可喜的是我们的第一个性别社会学博士入职云南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后，现已经成长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继续在性别社会学领域耕耘。

　　2015年，我受邀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非遗保护项目。在泰国清莱的织锦工坊，缅甸克伦族妇女用天然染料复原了失传的“战争图腾纹样”；在老挝的琅勃拉邦佬族歌师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编入古调吟唱；在中国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女祭司创新了“森林祭祀仪式”，将生态保护纳入传统信仰。这些实践让我提炼出“女性作为文化转译者”的理论框架——她们既守护传统技艺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当代社会功能。我的论文《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少数民族妇女的传统手工艺在非遗中的保护与传承》一文，不仅让我凭论文到北京参加了妇女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为主旨发言交流，还被《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又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登。但更让我欣慰的是，参与项目的妇女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社区发展带头人。

　　退校还寺：文化空间重构中的性别维度

　　在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田野调查时，我发现许多寺庙被学校占用，改建成小学校，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如，云龙诺邓古村的玉皇阁（一座明代嘉靖年间以道教为主，融合儒释文化为一体的古建筑群），又如，丽江一座明代寺庙原本的经堂也被改建成小学教室，壁画上度母像被粉笔涂鸦覆盖。当地教育局坚持“文物保护要给教育让路”，而僧侣们担忧“失去信仰空间会割裂文化血脉”。经过几年协商、反映，我在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退校还寺”的建议，并积极推动“退校还寺”方案。终于在2012年将诺邓小学迁至新建校区。原诺邓玉皇阁建筑群、丽江明代寺庙恢复宗教功能。同时，在丽江明代寺庙设立“女性文化学堂”，由比丘尼教授藏文和唐卡绘画。其启示在于：性别平等并非要颠覆传统，而是要在文化传承中创造女性的主体性空间。

　　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从孤勇到同行

　　回望来路，最让我骄傲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搭建起跨代际、跨领域的学术网络。从2012年开始，我们连续举办7次性别研究论坛。2012年那场关于“社会性别视角下少数民族老龄化”的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全国80多人参与，还有日本和韩国学者参加研讨。2013年，我们学校还举办了“性别平等与高校女性学学科繁荣”研讨会，看着“70后”学者用大数据分析生育成本，“90后”博士生用短视频记录外卖女骑手生活，我深切感受到真正的学科建设不是建造象牙塔，而是点燃一片星火。

　　如今，我的书架上摆放着我们资助过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学生寄来的奖状、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安江村小学生画的“我的艺术家奶奶”水彩画，以及首届性别社会学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这些物件提醒我：学术研究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最近，我正筹备“数字时代的性别伦理”跨国研究，同时推动将女性学纳入高校通识课程。如果说“95精神”给了我出发的勇气，那么此刻的我，更愿做一块铺路石，让后来者能走向更加遥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