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记忆

　　我有幸参加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非政府论坛，它不是一个时间点，它是重要的生命事件，嵌入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促使我将妇女/性别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一方面，它促使我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寻求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并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另一方面，它也促使我指导学生，在性别研究领域不断耕耘，和学生们一道儿去探索中国妇女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力争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

　　人的一生有多种际遇，有些际遇会影响人的一生。我有幸参加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下称北京世妇会）的非政府论坛，这对我的人生有重要的影响。它不是一个时间点，它是重要的生命事件，嵌入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因此结交的朋友，成为终生的学术伙伴，虽大家见面不多，但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友谊、归属感和对妇女事业的追求与支持则是终身的。它促使我将妇女/性别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一方面，它促使我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寻求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并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另一方面，它也促使我指导学生，在性别研究领域不断耕耘，和学生们一道去探索中国妇女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力争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

　　北京世妇会开启对现实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学术研究

　　在北京世妇会的非政府论坛中，我参加了由“北京市妇女热线”王行娟主任主办的“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论坛”，并作主旨发言。1994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法社会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时间相对充裕，兼职在《妇女研究论丛》做编辑。当时编辑部的曲雯老师要求我参加“妇女热线”的一个会议，并访谈王行娟主任。当年的“妇女热线”在地安门大街的一个胡同的院子里，王行娟从北京出版社退休不久，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妇女热线”；她以解决女性问题为事业追求。她的理想主义和实践风格如一道阳光照进我的人生，让我悟到创新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我对热线是“一见钟情”。当时“妇女热线”招收志愿者，其要求是：本科毕业、已婚、热爱妇女事业，这些我都符合，就立即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培训。此后，我参加了妇女热线的服务工作，当时的任务是一周一次大约是3至4小时的热线电话值班，两人一组。同时，还有两周或一月一次的“妇女热线”相关热点问题的研讨会。研讨会上，一群跨年龄、工作单位且皆热爱妇女事业的女性们充满热情、真诚和直率地讨论妇女问题，这些讨论一直促使我对性别问题进行思考。1994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高兴被王行娟主任选中，成为“热线”的重要的研究人员，负责理论研究工作的策划和实施。当我们报名和准备参与北京世妇会的非政府论坛时，确立了《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论坛题目。1994年的春天，我负责了一项“反对家庭暴力”的研究，研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热线来电反映的妇女受家暴状况进行内容分析，二是对受家暴妇女的专项访谈，寻找家庭暴力发生的过程和产生的原因，最终完成一份研究报告，并在论坛上发言。1995年4月，我因反家暴研究有机会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反对对妇女暴力的国际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迈出国门，带着强烈的好奇和勇气。在新德里的会议上，听到一批亚洲国家从事反对对妇女暴力的研究和行动，我深受感染。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实践》，讲述了中国出现拐卖妇女儿童现象的原因和政府积极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记得有印度女性学者说，文化真的差异很大，中国父母有女儿是幸运的，可以拿到彩礼，在印度有女儿是要给陪嫁的，没有陪嫁的女性非常悲惨……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亚洲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影响，也感受到女性的积极抗争和活跃的实践行动。

　　1995年7月，我参加了由政府组织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为北京世妇会非政府论坛作的英语培训。当时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者。分小组进行培训和讨论，我参加的是由英国伦敦一家强奸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主持的，学习中第一次学到了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等概念。此前，我们一直用打老婆（wife-beater）一词。这构成了中国的妇女研究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面相，它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与国际对话中国的声音走向世界，使中国的妇女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另一方面，出现了无法避免的西化，有时还会想，“打老婆”一词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它更形象而贴切地描述了女性作为老婆/妻子的家庭地位。

　　总之，北京世妇会促进了反对对妇女的暴力议题的国际对话。此后的10年，中国政府和学界努力促成了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和实施，中国成为全球第十八个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的国家，构筑起“预防—处置—救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2000年，我在《社会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中国家庭暴力的分析》一文，这篇论文就是在北京世妇会参会时的研究和持续思考，论文强调了社会的性别规范对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作用，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多种杂志转载。

　　致力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教学、研究和学生培养

　　1997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正是当年在“妇女热线”做志愿者的经历，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她们对言说和求助的渴望；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教育体系缺少有关性别平等的教育课程，非常有必要在高校加入性别平等的教育。1998年，学校批准我为本科生开设《社会性别研究导论》课程，1999年，这门课向全校开放，成为一门通识教育课程，任全校本科生选课学习。自此，我每年开设一次该课程，课程让我更多地了解现当代青年人，有机会和他们共同讨论困扰他们的性别问题和他们为实现性别平等进行的努力。2005年，我出版了《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一书，几经整理，2022年我修订该教材为《性别社会学》。在这些教学工作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国家倡导“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和“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的提高、互联网带来的社会性别问题的开放式讨论中新一代年轻人的变化，他们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并积极地从个人的成长经验的主体性出发探寻性别平等的发展道路。

　　在北京世妇会精神的促进下，在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努力下，1997年北京大学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在社会学系正式设立了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女性学赫然列入了北京大学1998年研究生招生目录。这标志着女性学学位教育正式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我有幸指导了几十名女性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坚持强调要从中国现实问题和性别实践出发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坚持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妇女研究

　　参与北京世妇会，让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妇女研究群体。我有幸参加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共同主持的每十年一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00年，我承担了这一调查中的“妇女法律地位调查”子课题，带着学生到河北、重庆等地作实地调查；2005年，我承担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推动法律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研究”。

　　2007年，我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问题”。2011年，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我主持了 “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及发展对策研究”（10JZD0045-1），对于中国女性领导力的形塑和认识有了提升，主编出版了《中国女性高层次人才发展规律及发展对策研究》一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并译为英文出版。

　　2013年，我主持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投资女性：中国发展的新引擎”。2015年，我主持了世界银行项目《智能交通的性别影响评估》，并主持了中华女子学院委托项目《高校青年女教师成长研究》项目。2016年，我主持了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基金项目《淘宝店女店主的家庭与工作平衡》项目。2022年，我主持了蚂蚁基金会《数字经济发展赋权县域女性》项目和《数字经济时代的性别研究》项目。研究皆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我曾经和刘爱玉教授合作，共同发表论文《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和《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这些研究为建设中国性别平等的自主知识建立了基础。

　　以调查为基础的妇女研究不仅有着鲜活的材料，还能够听到女性的心声，看到女性的利益，这为提供社会政策建议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助力了自身的学术成长以及拓宽了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