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菊华

　　本文提出理解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经验数据勾勒人口负增长从“死亡主导”到“出生—死亡延迟双主导”模式的转变，揭示“生育主导”模式背后的职育冲突和性别观念转变等深层机制。远程的宏观要素缩减了育龄妇女规模，直接压低了人口出生率，带来“生育赤字”；而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与死亡年龄的延迟改变了死亡模式，使其由幼龄堆积转向高龄堆积。城镇化和现代化改善了女性的资本禀赋，推迟了初婚年龄，加剧了公域和私域角色的平衡困境。重塑婚育偏好，推动低生育意愿由“成本外力约束”转向“主体内力自觉和成本外力约束”双重机制，形成“底线生育”思维和低生育惯性，造成新时代人口增长的“低—低—负”模式。这些发现对更好地认识、适应和应对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及其经济社会后果具有启示意义。

　　来源：《开放时代》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