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彤，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人口较少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
■ 口述：张天彤 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草原的风带着歌声，穿过达斡尔族的柳蒿芽丛，拂过鄂伦春族的山林，掠过鄂温克族的驯鹿群，让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延续。在张天彤看来，这正是“让每个民族的歌都被听见”的这一理念的深层体现。
20余年间，张天彤始终将挖掘、保护、传承与发展民族音乐视为坚定的信念与神圣的责任。她身体力行地投身民间音乐保护与传承实践，足迹遍布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广西、江苏等20余个省份，累计收录濒危民歌曲种数十个、曲目数千首。不仅如此，她还积极推动这些珍贵的民间音乐登上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的舞台，通过演出、展览、讲座等多种形式走入大众视野。
从最初以收集民歌为起点，到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数据库；从深入田野采风，到构建起“民间+学界+政府”的立体化传承体系，张天彤不仅是民间音乐的调查研究者与保护者，更是不遗余力的传承者、推广者和推动者。
在她千万字的调研笔记里，在她常年奔波忙碌的日夜里，每一个音符都被注入了抢救和传承的重量。那么，她究竟是如何通过系统性的音乐收集工作，对民族传统音乐展开抢救性保护与研究的？以下便是她的自述——
筑梦扎根：探寻“学术生长点”
我从小喜欢音乐，唱歌、跳舞是刻在我骨子里的热爱。尽管我大学时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大学时，我同时攻读了教育和音乐双学位，正式踏上了音乐之路。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大学任教。虽然工作体面又安稳，可当我面对学生们求知的眼神，才猛然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于是，我萌发了深造的念头。历经三次考研，1999年，我终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圆了心中的梦想。
在那里，我遇到了改变我人生的导师——谢嘉幸教授。他第一次见我就说：“我看中你的，是既有教育理论基础，又有演唱实践能力。”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同年8月，谢嘉幸教授带我去呼和浩特参加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大会。会上，他提出“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埋进我心中，从此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为了完成硕士论文《高师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我跑遍了全国，收集了70多所高校千余名师生的问卷，访谈记录堆成小山。后来论文分别被《中国音乐学》和《中国音乐》节选刊登，至今仍被引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硕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特色馆藏部工作。从一线教师到馆员，心理落差很大。正当我迷茫时， 2003年年底，学校在图书馆成立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建设项目组”，我被推荐为执行人。这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从2004年起，我带队奔赴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采访录制纳西族的东巴祭天和白沙细乐、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海宁吟诵调、西安何家营鼓乐等濒危音乐形式，还把民间歌手请到学校展演。至2008年，我们组织了47场学术采风和展演活动。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刚刚起步，高校少有此类实践，所以，每场活动都像过节一样热闹，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学生参与。
2005年，我随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先生赴呼伦贝尔调研。在鄂伦春旗的阿里河镇，他指着嘎仙洞的碑文说：“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音乐研究是空白，这就是你的学术生长点。”那时我不懂“生长点”的深意，只觉得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的音乐神秘而动人，像谜一样吸引我。我决定走进草原与森林，去寻找答案。
一走进草原和森林，我便解开了一个久久徘徊于心中的谜团，那就是何为音乐。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段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也让我与北方人口较少民族及其文化保护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田野拾音，守护濒危的歌声
这些年，我的足迹遍布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草原山林。在莫力达瓦的雪夜，达斡尔族老人用满文唱本低声吟唱乌春；在敖鲁古雅使鹿部，鄂温克族百岁老人对着点燃的篝火轻唱忧伤的《毛敖吉坎》；在大兴安岭深处，鄂伦春族老人用“赞达仁”唱述猎人的心事，沙哑的嗓音里满是岁月的沉淀。
这些旋律没有乐谱，没有文字记载，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情感。达斡尔族的《心上人》里藏着对“爱”的遥望，鄂温克族的《毛敖吉坎》记录着山林的馈赠，鄂伦春族的《赞达仁》流淌着对自然的敬畏。
当我向樊祖荫先生表达传承的愿望时，他说：“音乐学研究，首先要把音乐是什么说清楚，才能去阐释为什么。”这句话让我坚定信念：必须用科学方法，系统记录这些即将消失的声音。
我沿着索伦营迁徙路线，一次次走进村落。在新疆塔城的达斡尔族村落，80多岁的老人用沙哑的嗓音唱起戍边歌谣，皱纹里写满沧桑；在内蒙古的鄂温克猎民点，年轻母亲抱着孩子哼唱摇篮曲，歌声里有鹿铃的清脆，也有对祖先的感恩。这些旋律，是比青铜更坚硬的史书，是比石碑更永恒的铭刻。
当然，调研之路并不平坦。2007年，我在某地采风时，当地部分老人因历史积郁的民族情绪对我心存隔阂和忌惮，不愿交流。我一度想放弃。
转机来自一位当地的中年老大哥。他得知我的来意后，主动带我去见他母亲。老人不仅热情接待，还为我演唱多首老歌。我突发高烧，老人坚持让我躺在她的床上休息，还翻出退烧药给我。这份因音乐结下的情谊延续至今。
多年来，我心里总萦绕着一个念头：如何让这些珍贵的音乐发挥最大价值？如何把多年采录的传统民歌，既交给国家，又还给民族？
我向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汇报想法，又联系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双方支持下，我们成功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歌从田野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濒危抢救项目——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并采用视频+文字、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于2024年12月底正式出版。
出版成果聚焦演唱类、演述类、歌舞类音乐，收录了多位百岁艺人和非遗传承人的珍贵录音。
其中，包含鄂伦春族最后一位女萨满关扣妮，鄂温克族百岁驯鹿老人玛力亚·索，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儿玛妮·尼格莱·固德林，达斡尔族萨满音乐传承人沃金柱，以及被誉为“达斡尔族灵魂歌者”的乌春传承人斯芹挂……他们的身影，都定格在了我们的镜头和录音设备里。
如今，他们中已有多位离世。常有人说，“一个民间艺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一座博物馆的消失”。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最珍贵的歌声，已被我们完整保留。这不仅是对非遗的抢救，更是为国家积累宝贵的文化财富。
从2005年到2025年，20年间，我数十次深入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达斡尔族的四个方言区、鄂伦春族的五个居所地、鄂温克族的三个部落，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采访千余人次，录制上千小时音视频，收集大量曲谱、手稿、图片、绝版出版物、民族服饰、民族乐器……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这三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留住那些宝贵且不可复制的音乐遗产，还有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而这份坚守，也让我更加确信，只要歌声还在，文化的根就不会断。
薪火相传，让旋律永远流淌
20余年田野积累的不仅是音乐遗产，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在生命面临考验时越发清晰。
2016年，我被查出乳腺癌。出人意料的是，我内心异常平静。大病之后，我更懂得生命的意义。那些田野里的歌谣，那些歌者的笑容，都成了支撑我的力量，让我明白还有太多事要做。
2018年，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支持下，我们创办了学生社团“新山歌社”。最初只是想让学生们知道，民歌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能呼吸的活态文化。没想到，这个课堂迅速成长。学生们学唱蒙古族长调、达斡尔族“扎恩达勒”、壮族《敬酒歌》、羌族“郎巴”……在教室与舞台上交织成多彩和声。我们为民歌插上翅膀，也用音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得第一次把蒙古族老艺人请进课堂，他握着马头琴的手在颤抖。他说这辈子没进过大学，可当孩子们跟着他哼唱时，他眼里的光自信又温暖。
后来，我带学生们去国家大剧院举办讲唱会。当商城民歌、高淳民歌、桑植民歌的老艺人们站在聚光灯下，台下掌声雷动时，一位老人悄悄抹了把泪。这些瞬间让我明白：传承不是单向输出，而是民间与学院、田野与舞台之间的双向奔赴。
我的学生里，有鄂温克族姑娘，达斡尔小伙，还有在牧区长大的蒙古族青年。带他们去采风时，看着他们用本民族语言与歌者交谈，扛着摄像机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忽然想起谢嘉幸教授的话：“教育是让火种自己燃烧。”
如今，近20名少数民族弟子已能独当一面，有人在写达斡尔族音乐的博士论文，有人带队整理北方人口较少民族民歌。更有汉族学生从山东、江苏、河北加入我的团队。他们的成长，让我无比欣慰。
自2023年10月起，我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连续举办系列民歌讲唱会，聚焦北方少数民族经典民歌。最近一次，乌珠穆沁部族老歌《宝拉根杭盖》、宴会歌曲《茂密的蓬松树》等精彩上演。歌声中有对草原的礼赞，也有对民族团结的讴歌，更有对未来的憧憬。
在我看来，讲唱会不仅是一场民歌的盛宴，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但这只是起点。2023年年底，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中国东北无文字少数民族民歌数字化整理及传承机制研究》正式启动。这一次，我将目光投向更濒危的族群。我已经开始对赫哲族伊玛堪和嫁令阔进行闭环调查。结果令人忧心，赫哲族音乐已是濒危中的濒危。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赫哲族音乐的“考古队员”。
未来，锡伯族的民歌与贝伦音乐也等待我们去记录。
这或许就是赵宋光先生说的“学术生长点”：它不在论文里，而在草原上，在森林中，在江河里，在广袤的大平原上，更在一代代人的接力里，在每个民族都能为中华文化贡献独特价值的自觉与自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