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静

　　在当代女性文学的星河中，迟子建所著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沉的文化关怀占据着重要位置。这部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山林，通过一位90岁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不仅展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生存史诗，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构建了一幅人与自然、原始与现代、生命与死亡交织的壮阔画卷，为女性文学注入了野性而温柔的生命力。

　　从历史边缘走向文学中心的女性叙事

　　《额尔古纳河右岸》最显著的叙事特色在于其采用了第一人称女性视角，让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老妇人成为整个民族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传统书写中，宏大历史叙事往往由男性主导，少数民族女性常处于双重沉默中——作为女性和作为边缘族群，而迟子建却颠覆了这种失语状态，将话语权完全交给一位少数民族女性。

　　作为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的开场白，既确立了叙述者的主体地位，又暗示了女性与自然之间那种近乎神秘的亲密关系。迟子建通过老人之口，不仅记录了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萨满仪式等文化实践，更呈现了女性在这些实践中的主体性参与——她们不是被动的观察者或附属品，而是积极的文化传承者和生活创造者。

　　小说中女性形象丰富多元：“我”从少女到老妇，虽然失去多位亲人却依然守护着民族火种；母亲达玛拉在丧偶后依然保持尊严与活力；马伊堪在爱情与责任间挣扎……这些女性角色共同构成了鄂温克族女性的群像图谱，她们或坚韧或悲情或神秘，但无一例外都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她们并非现代性别理论中的“抗争者”形象，而是自然融入民族集体生活的参与者，这种不刻意强调却无处不在的女性主体性，恰恰体现了迟子建女性叙事的深度与成熟。

　　超越性别对立的温情之光

　　不同于激进性别理论对男权体系的彻底解构，迟子建在原始部落中发现了两性关系的理想范式：真正的平等源于对差异的敬畏，持久的和谐在于互补中的相互成全。鄂温克人承认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根据不同生理特点各司其职：男人主要负责狩猎，女人则负责处理猎物、制作生活器具及照料驯鹿，男女分工明确，但这种分工并非等级化，而是自然法则下的角色共生。

　　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两任丈夫的关系构成辩证统一的“自然共同体”，第一任丈夫拉吉达不忌讳猎人打猎时带女人跟随的禁忌，常常带着“我”一起打猎，让妻子参与传统男性领域；“我”熟皮制船、管理营地，其劳动被丈夫视为维系族群存续的核心，而非“次要劳动”，这种协作消解了“主导—从属”的性别权力结构，彰显“差异即价值”的自然智慧。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作为外族酋长，为爱情迁居“我”族后，甘居副位辅佐鲁尼（“我”的弟弟），从无权力争夺。他的爱情宣言：“我是山，你是水。山能生水，水能养山。山水相连，天地永存。”这种两性和谐观为当代性别困境提供了另类参照，当消费主义将女性身体物化，当性别对立愈演愈烈，鄂温克人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启示我们——真正的女性解放不是制造新的二元对立，而是两性如自然界的山水日月，在尊重差异中建立平等与和谐。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精神轨迹

　　作为一部跨越近百年的族群史诗，《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动记录了鄂温克族从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逐步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复杂过程。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女性既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又是时代变革的亲历者，她们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也随之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迟子建通过女性角色在不同代际间的命运对比，展现了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特殊处境与精神轨迹。

　　叙述者作为跨越世纪的见证人，她年轻时经历的部落生活充满神秘色彩与生命活力：萨满仪式、集体狩猎、驯鹿迁徙、氏族通婚……这些传统实践构成了鄂温克女性最初的身份认同基础。相比之下，叙述者的女儿达吉亚娜等年轻一代在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则表现出更多的迷茫与挣扎，马伊堪在生下私生子后选择自杀，折射出传统道德规范在新时代的残酷性；选择下山的年轻女性，她们既无法完全回归祖辈的生活方式，又难以在城市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

　　与宏观的历史叙事不同，女性更关注日军入侵、林业开发、定居政策等历史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亲属关系如何被破坏，传统技艺如何失传，信仰体系如何瓦解。当叙述者感叹“我们再也不用在搬迁时留下树号了，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时，她道出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迷失，也是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迟子建的书写借此提醒我们：女性意识的成长，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突围，而是在多重文化碰撞中淬炼出的包容与智慧。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妇联一级调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出版作品集《运河边的女人》、纪实文学《文昌潮涌》）